彭桓武
采访人：李佩、王德禄、杜开昔
访谈时间：1988年10月26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关村彭桓武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程宏
彭桓武（1915~2007），原籍湖北麻城，出生于吉林长春。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两弹一星元勋。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肄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学习，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经玻恩推荐，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1947年归国。历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等职。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出国留学的情况。
彭桓武：我是通过英庚款考试出去的。英庚款考试每年都有，而且是每次有几个人通过，每个科目只有一个人，比如说应用物理方面，我那一届就我一个人出去了。我是第五届还是第七届出去的，记不清楚了。
李佩 ：您是哪年出去的？
彭桓武：我是1938年出去的，1938年考试完就走了。
李佩 ：老郭（指郭永怀）他们是1939年考试的，直到1940年才出去。他是最后一届出去的，具体的是第几届不太清楚。
彭桓武：我那届还算是正常的。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两年研究生。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前，我就离开了北平。我跑到泰山上去，等着“七·七事变”的到来，因为我有预见。我为什么到泰山上去呢？我吸收了“济南惨案”的经验，如果日本打过来了，我可以逃跑。“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
“七·七事变”以后，我预测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必然会搬迁，果然是这样，所以当时我没有去长沙的临时大学，直接从泰山写信给昆明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告诉他我要去昆明工作。我从泰山去了上海，又从上海跨越越南到昆明。当时西南联大搬到了昆明，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好多老师已经去了，所以在昆明增加了一个考试点。当时我在云南大学工作，就在昆明参加了考试。我考完后没多久就出去了，那时候是11月份。
我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有王竹溪、张宗燧。张宗燧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比我高一班，王竹溪比我高两班。
王德禄：您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哪一级的？
彭桓武：我是第七级的。那一级比较出名的还有钱伟长，其他的不记得了，应该还有几个。当时钱伟长跟我一起做实验，所以我记得他。物理系的老师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我对叶先生、吴先生、周先生的印象比较深刻。教数学的老师有赵访熊和杨武之。杨武之是杨振宁的父亲。这些人我都有印象。还有熊庆来。我上数学课的时候，他已经去法国了。
王德禄：刚才您提到从泰山直接写信给熊庆来，您怎么知道他知道您？
彭桓武：当时我是物理系的好学生，熊庆来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他应该知道我的。
杜开昔：请您讲一讲去英国后的情况。
彭桓武：我去了爱丁堡大学，主要是找马克斯•玻恩（Max Born）。这是周培源先生给我的建议，他让我不要到剑桥大学去了。因为他知道玻恩原来是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教授，有很多学生。德国是量子力学的发源地，玻恩作为奠基人之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玻恩是犹太人，被德国赶出来后，就到了爱丁堡大学当教授。我考取以后，就在国内给董事会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去剑桥大学，改去爱丁堡大学了。之后我坐船去了英国。我去之前没有跟玻恩联系。到英国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英国学生不大喜欢学理论物理，那个地方有很多外国学生，有法国的、印度的、德国的等。
杜开昔：我们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基本上不知道在英国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您知道英国人对中国学生是什么态度吗？他们有没有看不起中国学生？英国跟美国比，是不是出好的科学家机会比较多？
彭桓武：英国跟美国比，我不知道，我没有到过美国。英国跟中国的差别，我有体会。英国人比较独立、自由，不像中国人与人关系那么密切。英国人见面后，充其量谈论一下天气的好坏，人与人之间来往比较少。比如你在马路上搬个箱子，累了就走走停停，没有人会帮助你，也没有人笑话你。
王德禄：您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彭桓武：研究理论物理，我学的主要是量子力学。玻恩量子物理教得那么好，教了几十年的书，随便教点什么都很好。他随便给了我一个论文题目，将近毕业的时候我才开始做。我的性格属于自由散漫、每天都很快乐的那种。我去了英国就开始做研究，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念了两年，学分是有效的，而且所有的考试都免掉了，比如说外语考试。玻恩是德国人，他的屋子里有许多书，还有个专门的书架，上面放的都是他自己的书。他看我把他的德文书拿来看，连字典都不查，这样德文就算考过了。因为我在英国，第二外国语是中文，不用考了，也算是考过了。我在那里还是挺轻松的，什么课都没考，我去问他一些问题，他就看出我的水平，完全按照德国人的方法。
杜开昔：您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彭桓武：我是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1938年7月我出去的时候用的是庚款，资助三年，可以维持到1941年。1940年底，我拿到了博士学位，离1941年暑假还有半年，所以我又在那里待了半年，做研究。
李佩：当时还没有博士后。
彭桓武：实际上那就叫博士后，因为我在那里做研究时不花玻恩的钱，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本来不想做博士，只想找这个老师。玻恩告诉我还是拿个博士学位，我只好在那里待着。玻恩办公房间里还有很多别的人，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我原来在清华大学，周培源是我的导师。他给了我一个相对论题目，跟天体、宇宙相关的。我做了两年，觉得很讨厌，太遥远了，手里抓不到，太悬，还是想做点实际的。后来，我到了玻恩那里，他让我做的是固体物理、量子理论，这些比较实际一点。在爱丁堡大学还有一个数学系的教授跟我关系比较大，他叫惠特克（Whittaker），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不过他的理论物理还不错。惠特克写过力学教科书——《解析力学》，也写过数学分析方面的教科书，都是很出名的，到现在还很有名。惠特克在爱丁堡大学是一个有权威的人，虽然是教授不是校长，但是在上层还是有点权威的，算是主人了。玻恩是外国人，在这里当教授就算是客人了。玻恩讲过量子场论、相对论，这不是讲课，而是一种演讲。玻恩给惠特克讲量子力学，当年量子力学如何发展、诞生的，这些简单历史，而太深的量子力学发展史他不太清楚。后来我才知道，惠特克是为了写物理学史才让玻恩讲这些的。你们搞物理学史的应该知道这个。惠特克写的那本书已经发行了一版，现在正在出第二版。书的后半部分写的就是量子力学。
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就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去工作了，因为那里从事研究工作给提供津贴，也就是奖学金。我去的那个研究所是个很特别的研究所。爱尔兰是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侯跟英国有矛盾。爱尔兰的总统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是个革命家。他当年读书的时候学的是数学。他想得到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但是没有拿到。如果当初拿到这个教授职位了，爱尔兰的历史就要改写了。革命成功以后，他就下决心在爱尔兰创建一个比较闻名的科学研究机构。因为爱尔兰的历史传统上叫做圣贤和学者之岛（Island of saints and Scholars），它的传统文化是尊重宗教和学者，所以爱尔兰独立成功以后，他就办了这样一个地方，并仿照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模式。当初波士顿把爱因斯坦请去了，所以埃蒙•德瓦勒拉也要请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去办学，要找物理和数学方面的专家。玻恩就帮他把惠特克请来了。惠特克在爱尔兰时教过埃蒙•德瓦勒拉。玻恩给他介绍了惠特克，惠特克是学量子力学的，他是澳大利亚的，不过也是德国血统。薛定谔（E. Schrödinger）有四分之一的血统是德国的，也就是说他的祖父母是德国人。但是薛定谔很正直，他比较同情犹太人。纳粹上台后，他就自动离开德国去了英国，从牛津到剑桥再到爱尔兰，创办了都柏林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我估计我去这里也是惠特克给写的介绍信，外国人给你写介绍信不会告诉你，你也不知道。这是我事后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才知道的。
1940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想取道美国回来，因为过去的惯例是拿博士，出国后先转一圈，然后才回来。我已经决定离开英国了，还跟玻恩说了，但是那条路没有走通，我没能回来。后来我又跟玻恩说我回不去了。1941年暑假，玻恩推荐我去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工作期间，我发现薛定谔这个人非常特别，他没有学生。他的水平跟玻恩一样高，比玻恩先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什么事情不考虑清楚他就不讲。等到他讲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插上什么话，因为他已经考虑的非常清楚了，你没有再往下做的余地了。所以没办法跟他合作，他也带不了学生。在这里工作的，还有一个人，叫W.海特勒。他主要是搞辐射理论，也就是进行介子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他有一个新发现，需要做一些研究，但是数学不好，我就帮他做。我的数学不见得比薛定谔好，但是肯定比W.海特勒好。我在那里做了两年研究，就写信告诉玻恩，我不想在爱尔兰呆了。
两年研究期满后，玻恩介绍我到爱丁堡卡内基的研究机构。卡内基是美国的“钢铁大王”，不过他的家乡在爱丁堡附近，我还去过他家所在的村子，那里有个展览馆，纺线的车还在，我曾经去看过。卡内基的研究机构自由度比较高，自己喜欢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就在那里给卡内基帮忙，因为他年龄大了，很难找学生帮着做事情，就像我现在一样。脑子不像以前那样灵活，整天想这个想那个，也不像年轻人脑子转的那样快。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自己做。
按照爱丁堡的规定，在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至少五年以上才能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而且要经过独立的工作，也就是课题题目完全自己来做，但是人在哪里没有严格规定，也就是说五年不需要都在爱丁堡大学呆着。等拿到科学博士学位以后，还要在爱丁堡大学做研究助理，可能要求做一年，最多是两年。其实他们对做研究助理年限的要求并不高。我把这些工作做了，在爱尔兰的工作、加上在爱丁堡的工作都算上。我的哲学博士算1940年拿到的，按年限算，那就可以多出半年来，再加上这四年半，我就有五年了，可以拿到科学博士了。玻恩要我拿科学博士的这个理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也是我事后琢磨出来的。这些事情都是他教我做的，当时我也不懂这些规矩。
拿到科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又让我回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去接替海特勒的空缺，做教授助理，海特勒去做副教授了。
李佩：当时您在那边留学拿到了科学博士学位，我们国家还有别人拿到这个的吗？
彭桓武：国外也很少有人拿到。国内的我不知道，不过我这个科学博士学位也不高明。
李佩：胡宁也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工作吗？
彭桓武：是的，他是后来去的，是我推荐的。因为我做了教授之后他才去，那天他说是我推荐他去的，也可能，当时我有这个权利推荐吧。
李佩：您还没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就听说，在英国念书的有两个“怪人”，就是你和胡宁。人家说的“怪”是指你们不修边幅，穿着随便，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也不跟很多人交流。
彭桓武：1945年之后我又去了爱尔兰，但那时候我已经生病了，身体已经垮了，去了以后工作很难做了。这种症状叫“用脑过度”，在国内不太常见。这个影响了我后期的工作。最后我的那篇论文的实验靠不住，尽管解决了很大难题，但是具体的尝试是失败的。当时我做的是介子场，不是电磁场。如果当初搞得是电磁场，可能垮得更厉害。
我在那里做了两年研究，1947年就回国了，欧洲大战是1945年结束的。我前几年做的是在宇宙线上的工作。当时英国有个教授叫布莱克特，他一方面是搞宇宙线的，另一方面是英国的海军。我工作期间有个同事是爱尔兰人，后来调到布莱克特的海军舰队。我知道布莱克特，他也应该知道我。我写信给他，说我回国要坐船，想请他帮忙。其实，我是先给那位同事写信了，他说没有权力，没办法帮助我，还说布莱克特有这个权力。后来我才写信给布莱克特。最后我收到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通知，他们指定要把那张船票给我。我想肯定是布莱克特让他们给的。我乘坐头一批船回来了，那个是运兵的船。
李佩：那是哪年的事情？
彭桓武：1947年暑假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因为人家要换下一批人，我就到利物浦码头去等船。码头水手多、海员也多，还是有希望的。等到他们开船的时候我就上去，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到上海、南京、北京去看了下学校以及老师们，在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云南大学。我回来以前，那时还是下聘书邀请，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都给我下了聘书，但是我都不太想去，还是想回云南大学。我给云南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他同意聘用我，还下了聘书，我就去了云南大学。
王德禄：您为什么想回云南大学？
彭桓武：我的理念是躲开战争。那时侯在国内，上海、北京等地的战争比较紧张。1947年底回国，1948年初我就去了昆明，阳历年在南京过的，阴历年在昆明过的。1949年4月到5月份，有一拨人去打柳州大学，打实验室，我们提前把静电的起电机给了共产党，他们就是去打那个东西的。我动作比较快，在他们打到云南大学之前，我就急忙跑北京去了。
李佩：您到北京后，在什么地方呆着？
彭桓武：到北京以后，我去了清华大学，因为之前他们给我下的聘书还有效。聘书的有效期是两年，从1947年到1949年暑假。我到北京的时候离1949年暑假还有两个月，还在有效期内。
我在积累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人，玻恩、薛定谔和海特勒。那时候，我从爱尔兰到英国去开了一次会，那是英国战后第一次开物理学会。英国人都忙着打仗的时候，我们都躲在和平环境下，在爱尔兰做研究。我来往上船回学校，他们看我护照上既写着爱尔兰也写着苏格兰，就问我为什么不去英格兰？我说，你们给我找个学校我就去。当时去开会，我也曾考虑要不要到英格兰去，但是后来没去，还是回来了。
王德禄：这样看来，当时您留在欧洲工作还是有可能的？
彭桓武：当然可能。
王德禄：当时国内也在战争，您为什么回来了？
彭桓武：当时我害怕接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英国很奇怪，他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不了解他的政治活动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原来他们还说苏联是盟友，商量好一起打德国，忽然英国的飞机又被苏联打了，情况变化太快，一天之内就会发生改变。我搞不清楚这些，我害怕会再打起来，拖个十年八年的，我会死在那里，就回不来了。当时，我跟海特勒讨论，我问他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不会发生。然而，我还是害怕，就回来了。
回来后，即便是国内有战争，中国这么大地儿，还是有地方可以躲的。实际上，中国打仗不用躲。二战期间，我一直在躲藏，英国打仗我就到爱尔兰去。在爱尔兰吃牛肉没有什么限制，可是在英国，比如在利物浦等船时，要吃两份饭才能吃饱，因为他们有限制。到饭馆吃饭，一份饭吃不饱，得再吃一份才能吃饱。战争期间，在英国是很惨的，小孩不知道什么叫橘子，有的拿一个橘子坐着，说是能再坐出来一个橘子。他们都没有橘子吃啊！鸡蛋也是一个礼拜才给一个或者是一个月给一个，生活很艰苦。
杜开昔：在美国，中国学生要决定回来或者不回来，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选择不回来。没有回来的人有些还是挺有名的。在英国也有留学生没回来吗？
彭桓武：大概没那么容易。即便你是很有名气的留学生，想在英国留下来也非常困难。比如德国的薛定谔，虽然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英国搞了科学发明却拿不到奖金，只能是暂时的在英国转一圈。不过也有人拿到钱了，玻恩拿了五千英镑，海特勒拿了五千英镑。这两个人拿钱都跟卢瑟福有关系。卢瑟福发现了原子结构，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和电子。
美国不仅不排外，还善于吸纳优秀人才，英国就比较排外，拿过诺贝尔奖的人都很难在英国留下来。所以中国人留在那里没那么容易。当然也有人留在那儿了。比如熊式一、李萧何（音），他们都没有回来。李萧何是画画的，我看过他画的画。熊式一是搞戏剧的。原来有一句老话，意思是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是共产党以后（新社会）的，就是旧社会过来的。同样，一般都说“留英的都是反英的，留美的都是亲美的”。
王德禄：是不是那些人到英国后也会受到一些歧视？
彭桓武：不一定。比如说我，我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爱尔兰拿到了博士学位，爱尔兰人对我就比较客气。另外，爱尔兰的最高领导是总统，我给总统写信，下边的人想阻碍也阻碍不了，可以说我能待在那里跟总统还是有点关系的。如果说没有这点关系，那还真说不好。
王德禄：在美国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多吗？
彭桓武：不算太多吧，一年也就十几个。
王德禄：你们有联系吗？知道他们都在哪里吗？
彭桓武：有个同学会，不过我从来不活动。什么时候开同学会我也不知道，碰上了就去，碰不上就算了。
至于有什么人在我不清楚。确实是有个同学会，还有人做同学会的工作。原来在爱尔兰就我一个人，后来胡宁去了，算是一个例外。我在爱尔兰的时候，把中文忘掉了，不会讲中文。回国以后，我把英文也忘掉了。
王德禄：那您从来没去过美国？
彭桓武：没去过。
王德禄：后来您参加过什么国际会议吗？
彭桓武：没有，从来没报过名。
杜开昔：那您现在有兴趣去吗？
彭桓武：我现在不想出国了，太老了。
杜开昔：您回来以后，什么时间在哪个单位工作？
彭桓武：总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具体的我不记得了。回国后我去的第一个学校是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后又去了北京大学教书，带研究生，搞的是理论物理。
我真正不教课是在1955年，那年我去苏联开了一趟会，耽误了一阵子，科学院的课就不带了。但是原则上还是可以教的，我在科学院兼任教授，他从来没说我不是，任何时候我要去开课，他们都让我去。1955年他们把我从苏联调回来了，1956年到1957年我还教课，到1958年脱离了研究所，去当夜校校长，之后就不教课了。
1961年又开始教课。我在科大教了几年，科大搬到合肥以后就不教了，之后在科大研究生院又教了一年，算是兼任教授。文革期间，我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受到表扬，最起码在教授里面是不反动分子。后来我在北大又教了一段时间的化学课，教物理系的分子反应动力学。我一般不喜欢标准式的教课，喜欢创造式的教课，按我自己的方法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学校规定的教学大纲，搞的很具体，我从来不管那些。此外，我从来不辅导，我认为辅导就是“吃喂”，就是降低教学质量，因为英国最瞧不起“吃喂”的教学方式。科研需要自己创造性的的来教，总的就是教，然后就是做研究。
做研究实际上是在同一个研究所，只不过总是换名字。最早叫近代物理所，后来是物理所，然后是原子能所，又改成高能物理所。其实都是一个单位。我曾经总结过，研究所六年换一次名字。1949年至955年、1955年至1961年各换了一次名字，这是从脱离物理往工业原子能方面转的。1967年至1973年这段时间浪费了，1973年到1978年调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1978年以来任理论物理所所长，我就不用来回跑了。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彭桓武：我申请退休没有被批准，因为我是学部委员，没有退休的说法。所以我对外说不着急离开。
王德禄：1951年至1952年思想改造期间，留在大学的科学家是不是不多？也就是说，思想改造期间，有很多科学家留在了科学院，而在大学里的科学家，比如说您，您觉得那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吗？您如何看待思想改造？
彭桓武：思想改造时，我在科学院。很早以前我就被借过来了，一直兼任着，科学院成立的时候我就过来了。
科学院的思想改造没有波及到我。清华大学有人贴大字报，但我不知道到底写的是什么，据说大字报上写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思想是什么什么。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是最好的，还说是受了我的影响。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在课上从来不讲广义相对论，而且我崇拜爱因斯坦不是崇拜他的广义相对论，也从来不认为广义相对论是最好的东西。有些人以前崇拜的是广义相对论，我崇拜的是光子，光电效应。广义相对论现在还是比较悬的，靠不住，还没有解决。所以我讲理论物理时从来不讲广义相对论。所以他们说我的思想不实际，其实我干的都是实际的工作，根本没脱离实际。
王德禄：您还记得写大字报的人是谁吗？
彭桓武：不记得，我只是体会一个心理现象。人往往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有个名人或者教授讲了什么话，他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夸大其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文革期间有个人贴大字报，说钱三强发表了什么言论，做过什么演讲，后来他自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是他在监狱里写的。他说他以前犯的错误都是受钱三强演讲的影响。这怎么可能！如果真是受钱三强演讲的影响，岂不是上千人都要去蹲监狱了！
王德禄：思想改造时，您个人当时需要做检查吗？
彭桓武：思想改造的时候，我在科学院，也要写检查。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是学物理的，是学习委员会的，要带头写报告。那时候何祚庥热衷于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期间，我有几个优点：一方面，我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做学生期间都在国外，国民党的事情从来没有参与过，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入党。所以我一辈子都是清白的。另一方面，我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思想改造时，该批判我还要批判，要不然体现不出他们的创造性。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比较科学，比较活跃的。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彭桓武：反右我没有遇到麻烦。那时候学生搞自由运动，自由平等。我在资本主义国家呆了那么多年，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投票选举什么的都经历过，感觉没什么用处。我可以批判他们搞的那些粗浅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民主。
王德禄：1958年左右，是怎么处理您的？
彭桓武：当时他们把我划成“左”了。我跟钱伟长不一样，把他划成右了。
王德禄：不需要让您揭发其他同学吗？或者牵扯到您了吗？
彭桓武：没有让我揭发，我也没有被牵扯到。有些同学加入了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我没有参加那些。
王德禄：1958年的时候有个群众科学，人人都可以办科学，农民也可以搞科学。
彭桓武：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王德禄：大家办原子能您知道吗？
彭桓武：我比较反对那个。一个省搞一个加速器怎么能行呢，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并不是反对群众搞科学，每个省或者每个区搞一样东西也可以，这个我支持，但是不能办一样的东西，那是雷同。
王德禄：当时还涉及到了其他领域？
彭桓武：有一阵子大家都搞超声波，我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所的郑林生带了一个研究生，那时候超声波扯到我们所。因为超声波可能会影响到原子核。通过做实验，超声波一来，增加了放射性，就说超声波产生了放射性。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超声波能量那么小，一个电子都不到，原子核的能量那么大，怎么可能产生放射性？所以我们就做实验，来确认是不是假传的消息。通过测量发现，这种现象是对的，但是那个解释是错的。那么大的能量流动，超声波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正确的结论是，超声波起了沉淀离子、过滤与沉淀的作用，也就是溶剂。就是说超声波有溶解、沉淀的性质。这个解释清楚了，这样处理就完了，没有什么问题了。
李佩：那时候搞超声波，没有搞出什么大的东西。不像大炼钢铁的时候，炼出来很多钢和铁。
彭桓武：大炼钢铁时候，我也算是积极分子了。那时候原子能所还有个地方说是我搞的，其实不能那样说，我只是当时比较积极。这种事情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李佩：有一次学生运动，大家约好去打麻雀。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运动。当时有个人说的也很有道理，他说麻雀吃这么多粮食。一个麻雀要吃多少粮食，多少个麻雀就要吃多少粮食。
彭桓武：这都是拿假科学去解释假科学。
李佩：前几年，又是这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麻雀是益鸟。
彭桓武：这个人有政治头脑。
王德禄：从解放以来，一直有人批判共振论。
彭桓武：批判共振论我写过一篇文章《纯科学》发表在《物理学报》上，我就是根据它的哲学考虑，想了个办法来做，到现在看起来还是有道理的。这些东西对我个人有影响，对大家也有影响。对我个人的影响，不会出了不起的错误，因为我是科学家。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反右运动时的情况？
彭桓武：反右运动批判一些东西。那时候只要有右派言论，就会批判。我对讨论一些空空洞洞的东西，讲大道理，不感兴趣。所以一开会我就跑出去玩。因为开会既不讨论一些具体东西，也不讨论物理。反右的时候我不太赞同他们的说法。
李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些科学家受保护。都有哪些级别的科学家受保护了？是不是跟级别有关系？
彭桓武：我就受保护。这个和科学家的级别没有关系，跟是不是党员有关系，还跟工作岗位有关系。如果你是党员就会受保护。这只是我的猜想。什么叫受保护？受保护就是如果有外宾来访，受保护的人有权不接见，也不能接见。受保护了就不会受干扰。科学院的王大珩，是一级教授，就受保护，他从长春调到北京工作。那时候受保护就要离开原来工作的地方，不过也看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没什么事情，受了保护不换地方也看不出来。还有李薰，他也是受保护的，从沈阳调到了北京。北京的赵忠尧是一级教授，当时也受保护了。赵忠尧是人大常务委员，可是人大开会不让他去，因为受保护就会限制他的活动。
王德禄：您当时受保护，没有换地方？
彭桓武：文化大革命期间，换不换地方跟群众有关，有的群众基础好，有的不好。这个不是科学规律而是群众规律。
王德禄：我们听说当时周恩来保护一些核物理学家，当时是怎么保护的？
彭桓武：我听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单位的造反派的头头，后来被搞成“516”分子。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我说：原来周总理派人保护你了，我自己成了“516”分子，你还敢跟我打招呼！他也是高干子弟。当时我只是跟造反派头头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他是“516”分子，反正没人碰我。总理也是保护这个保护那个的，到底保护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李佩：当时周总理去过你们家吗？
彭桓武：去过。那时我在科学院里，他去我们家，我就拿了一本小说给他看，这是我仅有的一本小说。其他的都是专业用的书，他连看都没看。
后来，我换了一个小房子，是为了防止串连的住到家里来，住进来感觉不好。我从32号楼搬到84号楼，这是所里批准的。当时我不善于交际，不会笼络人。
杜开昔：文革期间有人批判一些科学的内容，比如说爱因斯坦，那样的批判对您的科学观有影响吗？
彭桓武：没什么影响，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只有周培源接触到了，我们接触不到。那时候有个地方在搞相对论的批判，周培源也做了相对论的批判。他反对红卫兵对哲学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批判。他原来教我们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广义相对论，当时他要改变这种想法，因为那时候的学术思想是正确的。
杜开昔：请您介绍一下杜布纳的历史以及苏联的科学家对您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彭桓武：我接触的苏联科学家对我的影响，跟我所接触的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对我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我们所里也有苏联专家，我作为副所长要接待他，招待他，跟他讨论问题，还要使用他。我找了一帮人跟这个专家讨论问题，大家得出的共识是这个人很能干。因为从土木、建筑到工业设计他自己一个人都能做出来，他还带我们去盖楼。本来这件事情不是他分内的事，但是串来串去他就帮我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做得很好。记得有一个科学家很能干，现在我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了，那时候他岁数不见得比我大。他很聪明，也很尊重我。我去苏联的时候还碰见他了。
李佩：真正苏联的科学家不是搞政治的而是搞科学研究的，他们对其他国家搞学术的科学家都比较尊敬。您觉得是不是？
彭桓武：这个也要看情形。
王德禄：您在杜布纳呆过吗？
彭桓武：呆过，我去开过会。当时我是他们的学术委员，具体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记不清了。那时候学术委员不用一直在那里待着，开会的时候去就行。我是名誉学术委员，挂个名而已。他们让我去我就去，不让去就不去。我对外事活动不怎么感兴趣，不喜欢活动。
王德禄：您这一生的比较出色的科研成果是什么？
彭桓武：没有什么出色的成果。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我都是在英国做出来的，比较悬的东西都是后来做出来的。
王德禄：在英国做的整个成就和回国后做的成就的比例各占多少？
彭桓武：看你怎么算，拿论文算还是拿培养人来算。
李佩：拿培养人来算。
彭桓武：拿教书来说，我在英国不愿意教书，如果教书的话，可能我的成就会更大。但是当时我只想做研究，舍不得花时间去教书。不过这个也受年龄的限制，因为我想三十岁以后再开始教书。我不能总是不服务啊！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很愿意教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二岁了，那时候我指导一个法国女孩子做研究。
王德禄：您后来参加过科研管理的工作吗？
彭桓武：不多，偶尔会做一些。在大跃进的时候，原子能所的计划、规划都是我做的。因为当时党委很忙。受党委的委托，我先拟定好计划，在党委会上汇报。大概从1958年到1960年就完成了，计划的开头就是我做的。后来，三个学术秘书主持召开学术委员会，他们还是比较厉害的。再就是把任务分配到每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的任务都是我们来定，他才可以知道研究什么方向，所以我这个管理工作是属于规划性的，慢慢到计划，然后计划才进一步明确。科学管理方面我就做了这些。还有一件事情。有一年，我搞了一个全所的研究工作报告。偶尔一件事一件事做的很多，我在原子能所真正管的就是计划。
王德禄：中国科学界这样的报告写得多吗？
彭桓武：我做了三届人大代表，一届政协委员，我从未提过案，从未发过言。我从来不会干这事。王淦昌有这种冲劲，他经常提案，我没这么大自信。
杜开昔：您发表的文章有没有目录？
彭桓武：我有一个选集，发表的文章一部分已经印出来了，没有印出来的文章的目录就写在这个集子上。出集子是中国的老传统，现在只有文学界继承下来了。科学界不继承，这是错误的，所以我批判它。我经常出集子。我出了这个集子后，王淦昌也出了一个。
王德禄：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说的很对，不仅要集一个科学的文集，而且要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您发表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多吗？
彭桓武：各式各样的文章不多。有一篇关于化学物理的文章。我写文章不是为别人写的，我是想研究生物的，就产生了这个，他们现在做新学科介绍用这个，觉得不错。
- 李佩（1918~ ），江苏镇江人，郭永怀夫人。1937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1947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商管理。1956年回国，后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英文教授等。
- 王德禄（1956~ ），青岛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物理专业。长期从事物理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的研究。1993年创办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
- 杜开昔，女，英文名字Kathleen G.Dugan，美国人。1980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1989年返回美国。
- 本书中除特别说明外，1988-1990年照片均为访问者采访时摄影。
- 胡宁（1916~1997），江苏宿迁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1年考取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赴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43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等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和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理论物理所所长等。
- 熊式一（1902~1991），江西南昌人，笔名熊适逸等。清华学堂肄业，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毕业。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创作和翻译生涯以戏剧为始终。1932年后在欧美各国讲学，开启了双语写作的序幕，一举成名。1936年载誉归国，“七·七事变”后，肩负宣传抗日的使命重返英伦。1953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1955年赴香港创办清华学院。
- 何祚庥（1927~ ），江苏扬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职中宣部科学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 郑林生（1922~），广东中山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研究员、室主任。
- 王大珩（1915~2011），原籍苏州，生于日本。中科院院士（1955），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两弹一星功勋。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赴英国留学，1940年获伦敦帝国学院硕士学位。1941年到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大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创办了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仪器馆）并任所长，历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等。
- 李薰（1913~1983），湖南省邵阳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2年入湖南大学矿冶工程系。1937年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深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获冶金学博士学位。1951年8月取道香港回国，历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