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英
采访人：王德禄、杜开昔
访谈时间：1988年11月21日
访谈地点：北京清华大学孟昭英家
整理人：高颖、程宏
1988年孟昭英和夫人在家中合影（照片来源于“隆重纪念孟昭英先生诞辰100周年”之《追思孟先生》）
孟昭英（1906～1995），河北乐亭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1年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33年赴美留学，1936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43年再度赴美做科研和教学，194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改正。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孟昭英：我是阴历1906年11月9日出生的，阳历生日是1906年12月24日。我查了万年历把阴历换算成阳历了。我阳历生日正好是圣诞夜，很好记的。
杜开昔：您在美国怎么拼写自己的名字？
孟昭英：Chaoying，我以前写的就是一个词，现在改成了Zhaoying。
杜开昔：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在燕京的情况？
孟昭英：1924年我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当时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城内盔甲厂所在的位置，1926年我们从燕京大学搬到海淀区的燕园（旧的燕京的校园）。院系调整时，整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合并到北京大学。清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全部并入北京大学。我们在城内盔甲厂的时候，念物理、化学都是在现在的协和医院。教我们物理的是个美国人，叫柯贝特（C.H.Corbett）。教我们化学的是保罗·安德逊（PaulAnderson）。燕京大学物理系第一个系主任是安德逊，第二个系主任是个英国人班威廉，再以后才是中国人当系主任。1928年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边在物理系做助教一边念书深造，1931年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
1933年我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去美国留学。依靠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去美国留学的学生都是通过全国性的考试选拔出来的，由学校推荐出去的。褚圣麟和我是一起出国的，我们都是燕京大学推荐的。褚圣麟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
到了美国，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那时候谢玉铭休假也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他说那里很好，我就去了。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马上回国了。我是燕京大学推荐出去的，所以我回到了燕京大学，做助理教授（相当于讲师）。当时清华大学也邀请我去清华，我答应他们先在燕京大学工作两年，之后再去。
1988年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孟昭英（中）合影
我们生活最好的时候是1936年到1937年那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没有住在燕京，住在城里。那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整个大院有20几间房子。我们副教授每个月拿260块现大洋，吃饭两块钱就够了。我的工资也算是比较高的。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吃饭一个月花两块钱，到了燕京大学一个月就得花七八块。当然我们在家里吃饭很便宜。那时候中国很有希望。
1937年7月，我从北平去杭州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的学术年会，在天津等船时，打仗打得走不了，会议取消了。我在天津遇到很多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他们都认识我。
杜开昔：都有哪些人？他们去天津做什么？
孟昭英：有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他们都是到天津逃难的。他们说，日本人已经把北京占领了，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直接从天津跟着他们去了长沙的临时大学。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学，临时大学没有几个毕业生。长沙也不安定，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那时候有两路，一路是走陆地，步行到昆明；一路是坐船，绕道香港，途经越南到昆明。我本来想步行，但是学校让我去香港买一些器材、仪器，我们就坐船去了香港。1938年2月我们到了昆明，一直呆到1943年。那时候我们在清华工作六年以后可以出国，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去了美国。
杜开昔：请您具体讲讲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况。
孟昭英：当时学校条件非常差，我们临时占着长沙师范学院的房子。我到清华去参加无线电学研究所筹建，借了人家两三间房，有几个助教，比如林家翘、戴振铎等。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据统计，一个月的工资大概等于八块现洋，相当于一美元，但是大家的精神气都很好。后来又是因为日本轰炸，我们搬到乡下，住在一个村子里。清华大学有钱，在那里盖了房子，还成立了5个研究所，有无线电研究所、金属学研究室、大普吉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航空工程研究所。
我们住在乡下。我自己住单人宿舍，跟大家一起吃饭。我在清华，也就是西南联大，教无线电方面的课程。我们从宿舍步行去教室上课，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到了。学校的校舍都是干打垒平房建成的，围墙是用竹子、篱笆围成的。我们无线电研究所用的就是我从香港买来的那些器材，后来为了研究的需要，我又去香港买了一些器材。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做研究，很不容易。我们还写了几篇论文，论文的水平都相当高。抗战时期，在长沙的学生少，无线电方面需要人才，我就教他们无线电，也就是发报、接收电报。我们自己建了一个无线电站，跟我的美国朋友一起交谈。到昆明以后，我们又建了一个电台。我每个星期六都给美国朋友打电话，先用无线电接收下来，插在电话上，跟我的朋友交谈，很有意思。
接着前面讲。1943-1944年，我利用休假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大学物理。同时我也在那里做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微波，获得了一个专利。1944年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在MIT的辐射实验室得到了一个职位。辐射实验室是研究雷达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也有其他一些中国人在那里，比如林家翘、袁加骝、卢嘉锡、殷宏章、谈家桢、毕德显。毕德显原来是南京通信工程学院的副院长，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有傅承义、胡宁，我们都是同一个时期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傅承义是搞地球物理学的，后来去了MIT工作，直到回国。
王德禄：MIT的辐射实验室主要是做什么的？
孟昭英：辐射实验室是做“TRBOX”的，“T”是指发送，“R”指的是接收，发送和接收需要有一个转换器。因为接收跟发送电报用的是同一根天线，发送的时候功率很高，如果直接发送到接收机就会把接收机的晶体管烧坏，所以要用转换器转换电压。这个转换器就叫“TRBOX”。
MIT有许多部门，我是射频部门的，朱兰成、王明贞、鲍家善也是这个部门的。朱兰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他是搞天线的，很有成就。朱兰成没有回国，前几年已经去世了。王明贞在二战结束之前参加过曼哈顿计划。这个是20亿美元的计划，单独的一个项目，跟海军、陆军都有关系。她们拿的不是曼哈顿的钱，跟曼哈顿计划也没有关系。王明贞一直在那儿，我先去的，她后去的。二战结束后，王明贞才去了芝加哥大学。鲍家善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鲍家善回国后，去了南京大学。后来他又读博士学位，好像去了上海，具体的不太清楚。辐射实验室就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出生于美国的华人（ABC）就不算了，中国去的只有我们几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后，1945-1946年，我做了一个测量氧气的毫米波吸收谱，发表在《Physical Review》上。辐射实验室解散后，我就回国了。我是1946年六、七月份离开加州的。那时候没有飞机，我到西岸去等船，正好赶上船运大罢工。我在西岸等了半年船，到12月份才启程回国。
杜开昔：1946年回国后您在清华大学工作，当时清华大学情况是怎么样的？
孟昭英：我填表的时候写的是1946来清华大学的，实际上我是1947年才到的。那时候清华大学生活也很苦。我住在北苑，房子很多，比现在房子大，但是很旧，那些都是很老的房子。
回到国内，国内境况很不好，通货膨胀很厉害，发了工资就赶紧去买营养品。有时候学校给我们发一点食物。学生上课也不太安心，进步的学生都跑到解放区去了，有时候军警来逮捕学生。那个时期是真正的不安定，生活不安定，远不如在昆明的时候。
那时候在国内，我的家乡搞土改，家乡先解放的，后来才搞土地改革。我们家离北京很近，土改的时候，从家乡来了许多人，住在我家里。我的哥哥们是地主成分，也都跑来了。
王德禄：解放前，清华物理系都有谁？
孟昭英：解放以前清华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霍秉权、葛庭燧、余瑞璜。院系调整的时候，长春人民大学缺老师，把霍秉权和余瑞璜调过去了。物理系的权威只有他们两个去了。霍秉权一开始调到长春的人民大学，之后又调到郑州大学当教务长。他瘫痪以后，我们失去联系了。余瑞璜是跟霍秉权一起调到长春人民大学的，现在还在东北。他们俩都去英国留过学。余瑞璜是英庚款出去的，霍秉权好像是用官费出去的。院系调整时，清华的人大部分调入北大，我留在清华了。当时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系，让我主持无线电系，要不然我也去北大了。
王德禄：解放前，国民党是不是把一大批人带走了？
孟昭英：国民党没有带走多少人。到解放的时候，清华没走几个人；北平研究院的李书华和陈尚义都走了，但是严济慈没有走。陈尚义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也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他离开北平物理研究所后马上去了美国，坐国民党的飞机跑的。陈尚义到燕京大学的时候，我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了，去了研究院，当时我跟陈尚义住一个屋，所以我们俩很熟。
王德禄：当时您了解共产党吗？
孟昭英：不了解，也不担心。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他非常为我担心，因为我跟司徒雷登关系非常好。我一直在燕京大学，跟他们很熟。我的朋友那时候在美国的TRW公司，给我找了很好的工作，叫我去。他给司徒雷登打电报，但是司徒雷登没把电报转给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要解放了，他们很担心我。我的朋友叫Forster Strong。
杜开昔：我看了一本书，上面说北京解放以前，有些教授跑了。当时有一个活动，有很多学生参加了，您知道吗？
孟昭英：知道。我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全都跑到解放区去了。清华的教授很少有跑掉的。解放以后，有个历史教授走了，其余的都没走。葛房福（音）是个白俄，也走了。大概因为他是白俄，怕苏联的布尔什维克。
王德禄：院系调整之前，您在物理系。院系合并时您有思想准备吗？
孟昭英：那时候我主持物理系，叶企孙是普通教授。院系调整时，我们不同意理工分家，为此反右运动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了。理工怎么能分呢？因为共产党的威信很高，我们都要听从分配，分配到那儿，打起包来就得走，不像现在的人还有商量的余地。
王德禄：思想改造您遇到麻烦了吗？
孟昭英：思想改造时，我在清华大学，当然遇到麻烦了。我们要做检查，一次不通过，还要做第二次，痛哭流涕啊。那时候让学生们帮着洗澡。批判我们是“崇美、恐美、亲美”思想。那是一面倒，国家觉得苏联什么都是好的。
孟昭英夫人：我的总结是：勤奋一世，半世坎坷。搞得我们家破人亡啊！但是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
孟昭英：她说的我们家破人亡，就是我受迫害，大儿子自杀。我的大儿子叫孟宪振。他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在苏联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做很重要的工作。他担任科学院物理所的副所长的时候，有一次到英国去开会，汇报科学工作，回来就说他“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想不通，自杀了。我的二儿子也是物理学家，学采矿的，现在人还在，但精神已经失常了。
孟昭英夫人：文化大革命持续时间很长。我们那时候犯了什么罪？促进了科学发展有什么罪？我们拿很少的工资，干很多的工作，最后还搞得孩子死的死、疯的疯，这样做有什么价值？我的大儿子死了，二儿子现在还是个疯子。他们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他们有什么罪？1978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所里给他们平反昭雪了。他们说我大儿子是新中国培养的优秀物理学家，被“四人帮”诬陷迫害致死了。我们现在还保存着我儿子跟毛泽东的合影，还有我儿子写的很多篇论文。大儿媳妇是丁石孙的小姨子，他们有个孩子。后来大儿媳妇改嫁了，孩子带过来了，也为了相认，现在孩子上大学呢。
我们现在是苟且性命于乱世，就是凑凑合合地把老年渡过就算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40多岁，孩子死了，舍不得啊。苏联整的是党内的大官；中国是从上到下都整一遍，摆摊的、唱戏的、修脚的都有。
孟昭英是一个非常老实、非常正直的人。他干了什么坏事？他从来都是非常严谨地治学、严谨地教书，可是他也被整得死去活来，不过还算捡了一条命。当时他被赶到街上去，受的迫害简直就别提了。这些年来，从1957年以后，我们受的屈辱啊，我不想再提了。我又总结了一句：怀才得有时运，耿直而招屈辱。
孟昭英：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些话想说还可以说出来了，以前连说都不敢说嘛。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昆明的时候，尽管生活那么苦，大家的精神气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孟昭英夫人：我们的孙子现在还在美国呢。我的孙子很乖，也是老老实实的念书。很坦率地说，我们不想让他回来。两代人血的教训，他的爷爷被搞残废了，父亲被整疯了，他的大伯父被整死了。正是这两代人，血的教训，我们不愿意让他回来。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为什么被划成右派？
孟昭英夫人：因为我们跟苏联专家扯皮嘛。我们从国外回来，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可是苏联专家是讲师，而那时候苏联的电子工业根本不行，苏联专家在国内是讲师的，到中国来了就成了副教授，他们当然愿意来了。可那个时候得完全听支部书记的，什么事都要听他的。一旦有人说苏联专家不好，他就不高兴了。孟昭英就说了两句难听点的话，表达对苏联专家不满，对党不满的情绪，从而惹麻烦了。我记得当时《科学通报》、《物理通报》记录下了这些事情，但是没有在报纸上刊登过。当然，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惨。
孟昭英：反右的时候，党内要整风，号召知识分子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只要看到党内不正常的情况就鼓励大家说出来。有些人聪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什么也没说。毛泽东说是5%，这个5%就是一个指标。我跟党内的领导有矛盾，所以他把我划成右派了，无论我说不说话都要划成右派。许多人根本没说话也被划成右派了。你只能作为一个驯服的工具，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只要你不是驯服工具的话，右派的资格就达到了。在清华，钱伟长和我是两个大的右派，钱伟长第一，我第二，黄万里第三。我被划成右派都是由我说的话引起的，我说，那些老干部什么也不懂，居于领导地位这个问题也要让麒麟阁供养起来吗？我还说了很多类似的话，像乡间的土皇帝什么的，都是我说的。当时我就是想着帮他们整风，如果他们听了这些话，共产党现在的威信就越来越高了。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绝大部分都是爱护共产党，都是看到共产党的缺点和毛病才说的。他们却倒打一耙，把我们这些人都打进十八层地狱了。
孟昭英夫人：当时他的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科学院的职务也给撤了。
孟昭英：因为有国际影响才这样处理的，不然早把我送到劳改营去了。
孟昭英夫人：他的学生宣受之说孟昭英怎么会是右派啊？当时那个人不是右派，说了这话也被打成了右派。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那个学生不服气的说，只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开始真的是谁不服就打谁。为此，宣受之也被下放到山西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已经在那里呆了21年了。宣受之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者，被下放到农场。
孟昭英本来要出的书也不让出了。他把写的稿子全都烧掉了，因为钱伟长已经把他的书排好版了，可是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不能出书了，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就让钱伟长赔2000块钱的排版费，谁还敢冒这个天下大不韪呢？谁辛辛苦苦写了文章还倒赔钱？孟昭英一气之下把稿子烧了。
杜开昔：1957-1966年，您一直在教书吗，还是做其它的事情？
孟昭英夫人：文革的时候，让他去劳动，打扫厕所。他说要把那些日记烧掉，我不让他烧，我还要留着给子孙看呢！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日记保存下来了。
孟昭英：1957-1966年我一直都是右派。虽然我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叫摘帽右派，还是一个右派。摘帽右派期间，我还是当教授，但是跟机密有关的东西不能参加，比如说参观军事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但是不允许摘帽右派去。
孟昭英夫人：这是人格上的侮辱！让人最难忍受的就是人格上的侮辱。如果他干了坏事，犯法了，这样对待他可以理解。可是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啊，说了真话就是犯法。
其实我感到很委屈。若不是1979年他去美国旧金山开会，我孙子还在国内呢。那次孟昭英去开会，贝克让手下的人去找他，等他到了洛杉矶，贝克问他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孟昭英说，我想把我的孙子送到美国来上学，但是我们没有美金。贝克说，没问题，我来资助。我孙子在北大念了两年就去美国了，他是1986年走的，大学还没毕业就去了。这个孙子是我二儿子的孩子，后来他父母离婚了。他父亲是神经病，又是现行反革命，蹲了五年监狱。为什么蹲监狱，症结问题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儿子跟他老婆说，我爸爸和我哥哥都有什么罪啊？他们都是学自然科学的。我真恨我怎么生在这个时候啊！他老婆打了小报告，后来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刑了。他接受审问的时候，五天五夜不让睡觉，有专人轮班看守，眼睛一闭就打。五天五夜不让睡觉就违背自然了，这就神经失常了，后来又把他当政治犯关大监牢里。他生活不能自理，在监牢里染上了肺结核，吐血。残忍啊！直到1979年，才给他平反，说是冤案。这怎么办呢？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现在不能工作了。他们夫妻二人是1969年离婚的，后来二儿子住了两年结核病医院，病治好了，又在北京医科大学精神病研究所住了一年，神志有一点点清楚。二儿子不愿意出来，他恨他的太太。很多人去劝说，给他做工作，他才同意复婚。他们是1982年复婚的。我那个孙子是一直跟着我们长大的，跟他的父母没有感情，只对他爷爷好。那会儿我们也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万念俱灰了。孟昭英感觉到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把精神寄托到孙子身上。孩子一点儿大的时候，他就教孙子念英文，所以孙子的英文学得非常好，他初中毕业，没念高中就考到北大了。
我还有两个孩子在黑龙江，很惨的。女孩子大一点，高中毕业就去了黑龙江，呆了八年才回来。其实别的事情我意见都不大。因为我没有被划成右派，我也没有挨整，只是对这件事不满意，他们硬要把我女儿弄走，把她的整个青春都耽误了，到现在一事无成。女儿从黑龙江回来后才念大学。那时候她发着高烧，要照看孩子，又要工作，还要抽空念书。我们那个女孩子现在40岁了，还在上大学。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上大学，现在工作要文凭，这不是逼死人吗！有一句话说得是“民错官打，官错打民”。民就是老百姓，老百姓错了，官来打老百姓，官错了还是打老百姓。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官错了，还是打老百姓，终归都是打老百姓。
王德禄：物理学界的那些老前辈，都有谁跟你们经历相似？
孟昭英：当时清华被打成右派的最多。清华那些物理学家被打成右派的只有余瑞璜和我。余瑞璜家里也很惨。他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吴有训住在一个院子里，都住在燕京大学。余瑞璜的儿子、女儿都去了美国，他的儿子叫余理华。
王德禄：当时科学院电子所创办，您做了很多工作吗？
孟昭英：那时候清华同意让我去中科院。我想两边都兼着。现在想来，那时候我如果去了中科院，反右运动时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中科院的高级人员打斗很少。科学院掌握政策的人好一些，清华划的右派更多一些。
孟昭英夫人：70年代初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本来成立电子所时，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后来任之恭出来讲学，任之恭跟他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俩在西南联大的研究所一起工作过。讲学之前，任之恭把稿子都拿给他看，有错误的地方孟昭英还帮他改正过来。孟昭英去听他讲课，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
王德禄：1957年有一个教授纲领，当时您参加这个“六教授”了吗？
孟昭英夫人：那是民盟的，孟昭英不是民盟成员。“六教授”有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其他的我记不清楚了。最初他们是八个人开的，保留了两个，一个是华罗庚，一个是童第周，把剩下的那六个打了。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有数，早把名单列出来了，故意要整这些人的。
王德禄：为什么您现在在物理系？您在无线电系待了多久？
孟昭英：我原来是物理系的，一直在物理系当系主任。院系调整时我到了无线电系。
孟昭英夫人：1949年以后，他做物理系系主任。无线电系成立后，他又做无线电系的系主任，一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后，被划成右派了。大概从1953-1957年，他一直在无线电系，做了4年系主任。
孟昭英： 1953-1957年我们国家主要是学习苏联，没有提到做科学研究，我也没有机会做研究，所以我不愿意到无线电系。一直到1956年国家才开始提“向科学进军”。
孟昭英夫人：1979年他又回到物理系。他既是无线电系的教授，又是物理系的教授。后来无线电系搬到了四川绵阳，他就去了电子系。
杜开昔：清华和北大的学生有什么差别？
孟昭英：北大的学生文科好一些，实际上也不如清华，因为在军阀时代，北大没有经费。北大的政治、经济可能好一些，但是清华有基金，经费有保障，教员可以安心做研究。院系调整以前，北大的工学院特别差，因为它成立的时间很短；北大的物理系也不如清华，那时候北大物理系有吴大猷、饶毓泰、郑华炽。
杜开昔：苏联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什么影响？
孟昭英：苏联的科学技术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工业技术方面的，另一个是科学方面的。苏联的科学相当强，现在仍然很强，但是它的技术跟科学是脱节的。科学院搞得是纯粹的科学，尽管也搞一些技术，但是非常弱。苏联的教育体系中，大学和工学院是分开的，大学就是大学，工学院就是工学院。比如莫斯科大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大学，它的一个城市只允许有一个大学。现在北京的地质学院、石油学院、航空学院、钢铁学院都是从清华分出去的。其实那时候清华涵盖了各种学科，包括理科、文科、法科。但是院系调整完全照苏联的模式，学科的范围限制的很窄，最后分割了，学石油的专搞石油，学钢铁的专搞钢铁，学地质的专门搞地质，学航空的专门搞航空。到头来，没有一个坚强的基础学科，当时物理、化学、数学都是基础学科。苏联尽管搞科学很先进，但是技术方面很差，它的科学用在军事上还比较好，但是用在工业上反而很差。我们国家院系调整时就是学习苏联的这个模式，很教条。那时候，刘少奇说就算教条也要学习苏联！当时，谁说了苏联的任何东西不好，就被打成右派。有一次，一个人说苏联的玩马并不是很好的马，也被打成右派了，只因为他说的是苏联的马。赛马用的马与玩马完全不是一类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完全是学习苏联。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赶紧翻译苏联的教科书。我在科学院筹办电子所的时候去了一趟苏联，在东德和捷克，整整呆了五个月。我们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就被打成右派了。我们主要是参观苏联的电子所。苏联的电子所有它好的地方，它做的许多研究还是不错的。但是美国都是在大公司里头做研究，没有像苏联电子所这样的机关。尽管美国的学校也做研究，只不过是星星点点的，不是很全面。我们觉得创办电子所学习苏联是对的。但是苏联的知名专家我们请不动，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很落后。我们也确实落后。美国没有像样的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很好的。那些做研究的人，没有功夫写书，不能那么系统地写书，而苏联有这些书。
院系调整之后，我突击学了18天俄文，翻译了一些书。清华原来基础很好，调整后，理学院完全没有了，工学院规模也很小，很多学院都没有了.现在清华恢复了理学院，这当中间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清华还成立了人文学院、生物系、数学系、中文系、管理系等多个学科。
王德禄：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工农兵抓过你，遇到其他麻烦了吗？
孟昭英：最初是整蒋南翔他们，后来才整我，我不是主要的攻击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一直在北京。当时有几千人去江西了，但是我没去，我的腿断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当时，去江西的，有上千人得了小虫病，就是血吸虫病。
王德禄：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写过您的生平吗？
孟昭英夫人：以前有一个姓朱的记者写过他的生平，写得也比较详细。反右以后那些资料都没有了。记者当时说，过去孟昭英跟冯秉铨有“南冯北孟”之称。南边有冯秉铨，北边有孟昭英。但是1957年以后，孟昭英已经很少见了。
王德禄：最近有人要召开反右历史讨论会，你要参加吗？
孟昭英：因为党一直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扩大到了五十万人。现在只有几个右派还没有平反，张伯驹、罗隆基、储安平等屈指可数，但是那五十万人的右派。怎么一个扩大化就能解释得了！
王德禄：你们有没有写一些回忆录？
孟昭英夫人：绝不写。有人说让我们两个写一下他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没写。因为受害的人很多，不只是我们一家。不过我们家受迫害更厉害，牵扯到两个孩子，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这是株连，不得了啊！
杜开昔：其实徐璋本也挺可怜的。
孟昭英夫人：徐璋本在监狱了呆了好多年。因为他要成立一个党派。他的家庭也吃亏了。当时整得人太多了，都是清华的。
杜开昔：无线电系什么时候搬到四川的？为什么搬到那里？
孟昭英：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是1967、1968年，清华大学在四川绵阳的一个地方盖了房子，无线电系搬到那里，去了好几年，后来又搬回来了。当时北大有一部分在陕西汉中，它的无线电系也搬去了。
杜开昔：我们看了一些材料，想向你们打听一下燕京的和旧清华的一些人。洪晶？
孟昭英：洪晶是个女的，现在在哈尔滨。
杜开昔：许宗岳呢？
孟昭英：许宗岳是武汉科学院的，1974年死了，死的很惨。他好像是咒着毛泽东死的。他说毛泽东死的时要向他告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杜开昔：吴敬寰（音）？
孟昭英：吴敬寰也是燕京大学的，他毕业后去了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吴敬寰没有出国留学。有一次，他他到黄山去玩，在那里摔死了。
杜开昔：许军言呢？
孟昭英：许军言也是燕京毕业的，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一件事情倒是可以说说。许军言有五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他挣钱要供养那么多人，家里经济很困难。反右运动的时候，他被划成了右派。许军言的爱人是英语老师，也是右派。由于家境贫寒，迫不得已，他就去找张文裕借钱。张文裕也是燕京毕业的，他们俩曾一起去美国留过学。张文裕不仅没有借钱给他，还把他借钱的信上交给共产党组织。张文裕留学考得是庚款，共产党很赏识他。这样一来，许军言挨整更厉害了。张文裕的老婆叫王承书，也是燕京的。
杜开昔：您认识卢鹤绂吗？
孟昭英：卢鹤绂也是燕京的，跟我一起念的普通物理。他也出国留学了，现在在中国科学院。
杜开昔：魏培修呢？
孟昭英：魏培修是燕京物理系毕业的，也出过国。他在重庆国民党里头做反间谍工作，是许原东的部下。许原东是一个大特务，也是燕京物理系毕业的，比我早毕业一两年，后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杜开昔：还有一些人是清华的。冯秉铨？
孟昭英：他是清华毕业的，燕京的硕士，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冯秉铨是个很好的党员，非常精明，成绩也很棒。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原来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后来到华南工学院当副院长。反右运动的时候冯秉铨没有遇到麻烦，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了很大影响。冯秉铨去世好几年了。我的老伴说的“南冯北孟”的冯就是这个冯。冯秉铨的学生对他非常不好。他有一个学生经济出现了困难，冯秉铨就资助那个学生，对那个学生也很好。可是那个学生倒打一耙，说冯秉铨收买了他。冯秉铨写的书稿，很厚的稿子，这个学生拿出来就烧了。冯秉铨哭了。以前冯秉铨也受过很多苦，但是他不说，只有那次哭了。冯秉铨是高兆兰的丈夫。高兆兰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二级教授，去密西根大学留过学，和王明贞是同一个教授。
杜开昔：女的去密西根大学的多吗？
孟昭英：密西根有一个奖学金是专们给未婚女性念书用的。
杜开昔：王明贞告诉我们，女的比男的申请庚款困难？
孟昭英：不太清楚，庚款留学以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不分男女。
杜开昔：您知道傅承义吗？
孟昭英：傅承义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后来当了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杜开昔：龚祖同呢？
孟昭英：龚祖同也是清华毕业的，搞光学玻璃的，现在在陕西。
杜开昔：赫崇本？
孟昭英：赫崇本是燕京毕业的，学海洋学的。他也去美国留学了，大概是解放以前回来的，回国后曾在山东海洋学院当副院长。赫崇本已经去世三年了。
杜开昔：还有一个是施士元？
孟昭英：施士元是清华毕业的，现在在南京大学。他也出国留学了。
杜开昔：翁文波？
孟昭英：翁文波是清华毕业的，搞地质的。他是翁文灏的堂弟。
杜开昔：您认识赵九章吗？
孟昭英：赵九章是清华毕业的，学地球物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自杀了，不记得哪年自杀的，我是事后菜听说的。赵九章有一个亲戚是我们国民党里的要人，他自杀大概跟这个有关系。
杜开昔：周同庆呢？
孟昭英：周同庆是清华毕业的，后来去了上海交大。他得了一种病，现在不能工作了。解放以后我还见在上海见到他了，后来没有见过。
杜开昔：请您讲讲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一些情况？
孟昭英：1956年编制《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发展中国的科学，特别是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当时新政府成立了，政治局面已经稳定，经济情况也好转了。中央看到需要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在科学院成立了学部。头一批学部委员有一百多人，马大猷和我就是那一批的。
十二年规划的时候，在科学院成立了许多所，比如无线电所、电子所、半导体所、计算机所、自动化所等。规划会上，还邀请了苏联的高级专家，无线电方面的有两个，都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帮助我们做这个规划。我们国家学习苏联，我们电子所就是学习苏联的电子所。苏联也想帮我们，派了一些科学院的院士。我们集中在一起，住在京西宾馆，整天讨论发展计划。
我参与了电子所的筹建工作。电子所创办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当时筹备组主任是李强，顾德欢和我是副主任。李强后来当了外贸部部长。李强原来搞过无线电，也算是科学家，但不是老的科学家。他是老共产党员，在苏联呆过一些年。顾德欢是从浙江省调来的，他原来是浙江省政府的副主席。
我是电子学组的副组长。电子学组还有王士光，他也是副组长。王士光后来当了四机部的副部长。电子学组成立前，我们到苏联考察，还有几个人跟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在苏联待了两个多月，每天都到电子所看苏联科学家做什么，或者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我们又去了东德、捷克，参观他们的研究所。从苏联回来后才制定十二年规划的具体规划，我没参加。反右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抵制12年规划。苏联专家都很好。有一个人是名副其实的高级科学家，苏联科学院的副院长之类的。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个计划受到了冲击。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批判，批判爱因斯坦、牛顿。
杜开昔：为什么让搞政治的来做这个工作呢？
孟昭英：因为共产党全是由老干部掌权。顾得欢在燕京上过两年大学，后来参加革命了。顾得欢后来成了电子所所长，当了好多年。实际上他的科学水平并不高。
那时候，我们想把这部分科学搞上去。但是毛泽东看到这些科学家有头脑，他就想相反的做法。周恩来、聂荣臻都看到中国需要科学，搞12年的发展课程的规划，如果按照那样做，中国就好了。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因为毛泽东看到中国有点像匈牙利，毛泽东看到这对他的政权是一个威胁。如果这些科学家，知识分子上来，他的政权就不稳了。所以反右主要是打击那些知识分子！
杜开昔：1956年以前有搞政治的人统治科学界的人吗？
孟昭英：当然有。当时仍然是搞政治的人主管的，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参与管理。现在他们在培养自己的共产党员科学家，也是懂政治的党员。那时候，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自动化所全都是由搞政治的人主管的，这些所都是1956年创办的。1950-1956年，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有些副总理是民主人士，不是共产党人，1957年以后就全部是共产党人了。
杜开昔：马大猷、陈芳允都是电子所的吗？
孟昭英：马大猷是搞声学的，他也插手电子学，后来马大猷当了声学所的副所长；陈芳允那时候比较年轻，1938年从清华毕业的，在电子所呆了几年，调到国防科工委搞发射卫星；张恩虬也是电子所的，比较年轻，他也参加电子所的筹备工作了，后来当了电子所的副所长。
王德禄：您从苏联回来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吗？
孟昭英：我从苏联回来，两个礼拜以后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当时毛泽东鼓励大家讲话。我们太幼稚了，不懂政治，不知道这是个圈套。我们在苏联的时候已经开始帮助党内整风了。我们发言不是不满意共产党，而是看到共产党有些地方不正确，想提出来帮他整党。五月几号的时候，工人一说话，毛泽东反打一巴掌。195７年我回来以后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是一个动员大会，我也发言了，主要是在清华无线电系说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发言的人都被批斗了，一个一个的批斗。
杜开昔：您讲讲大跃进期间的情况。
孟昭英：因为大跃进大批判，一切科学的态度全都要批判。做科学研究的人想了解世界情况，看看文献，这都不行！大跃进期间目标是要五年赶英，十年超美，一下就超过世界了。当时就是大炼钢铁，还有超声波运动。
王德禄：超声波运动能具体的讲一下吗？
孟昭英：当时上级领导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超声波，用超声波炒菜、炼钢、治病，一切东西都用超声波。他还说人手一个超声波笛子，每个人都做这个东西，就是儿戏！那些领导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超声波是有一些用处，他们就以为超声波是万能的，能把科学发动起来，不讲科学道理也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滚珠轴承，我们念书的都知道，可是那些领导却没听说过，他们还下令搞土滚珠轴承。滚珠轴承是全国性的，搞了一两个月。种地要用车，上面的车轮就用这种滚珠轴承，车轮很快就坏了！这些人就是无知，乱胡来！超声波闹得时间不长，大概1-2个月。
大人小孩全都要参加大炼钢铁。地里的棉花和稻子全都没有人收了，满地是白花花的棉花。大家都炼钢铁去了。那时候吃大锅饭，人们把锅全都砸了，不许自己做饭。在北京乡下也是这个样子，吃大锅饭就是那时候来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大家在一块吃大锅饭，几个月就把这粮食全吃光了，后来大闹饥荒，人们只好吃瓜菜代，用瓜跟菜代替粮食。我们还吃过杨树叶，当时树全都砍光了。那时候饿死了几百万人。人人都得浮肿病。清华的教授跟着挨饿。那时候照顾我们科学家，每人给发二斤豆腐渣。
杜开昔：还有时候有人要批评一些科学理论，比如说批判爱因斯坦？
孟昭英：对。这些对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影响。
王德禄：好多人回国后都集中在大城市，为什么？
孟昭英：解放前，各地的生活水平、工作水平差不多一样。解放以后，只有大城市生活水平才能过去，大城市好一些，小城市生活很困难，工作条件也差，但是这些机关设在大城市，所以这些人都集中在大城市。
杜开昔：您了解周寿宪吗？
孟昭英：我知道但是不熟。周寿宪是1955年来的，搞计算机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受迫害疯了，后来死了。周寿宪的爱人好像是口腔医院的，已经去世了。他们有两个孩子。
杜开昔：谢毓章呢？
孟昭英：他是清华物理系的，现在还在物理系。他是1957年回来的，没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说他是特务，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了。
杜开昔：吴学周呢？
孟昭英：吴学周是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文化大革命时，吴学周在长春被迫害得很厉害。当时那些人用电烙铁烤他的眼睛，迫不得已他就说有反革命集团，把一些有名的化学家都讲出来了。那些化学家抱怨说吴学周不应该这样做。他说他也没办法，不说眼睛就烤瞎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吴学周还在长春，现在可能去世了。
王德禄：思想改造期间，您写的检讨还有吗？
孟昭英：我向来是任何东西都不留的，我发表的文章也不留着。当时我检讨了两次才过关。
王德禄：第一次为什么没过关？
孟昭英：这个根本没有原因，上边点头就过关，上边不点头就不过关，无所谓了。
王德禄：你们系里写检查的人多吗？
孟昭英：在我们系里差不多都一样，年轻人都是帮着洗澡的。
杜开昔：您可以再讲讲反右的情况吗？
孟昭英：因为没有法制，这是土皇帝的一个问题，支部书记和乡村干部都是无法无天的；另外一个，这些老干部没有知识做管理工作，它掌握一切，这些人造一个麒麟阁要供奉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信任。所以我说，那个时候社会是虚伪的，人人都不讲真心话，当然说人人是不对的，有人还是讲真心话的，就是受批判的这些事情。反对理工分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为在苏联是掌握政权以后把这些老干部送去学习。在中国最初也有一点，但是不多，就让这些没有管理知识的，更不用说这个科学知识的老干部，这些没有文化的人都掌握了大权了。
王德禄：你从苏联回来，然后到系里就去发言，说这些个话。然后毛泽东说工人阶级说话了，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看法吗？
孟昭英：还没有，到1957年的时候才宣布的。
孟昭英夫人：在《北京日报》报纸上也刊登了。批判就是无中生有的，只许人家骂你，你不能还嘴的，不能分辩。
孟昭英：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不容方励之分辩，分辨了也不能刊登出来。他们批判你，断章取义的东西都可以在报纸上宣传，但是你不能够反驳。我是极右分子，始终敢讲话。给我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骂了常迵。我坚持我的观点。反右的时候，我讲过中苏的贸易是不平等的，我反对跟苏联的不等价交换。我从来没有反悔过我的思想。
孟昭英夫人：报上还登了改正的事。1979年1月份的报纸，最早的一批登了他，哪些教授、哪些人改正了，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听不到，也不愿意看这个报纸，突然间有人把报纸拿来了，说你来看看。他是个典型的又臭又硬的人。最后我们看了，报上确实登了，错划了右派，他们跟书记跑到我们家里说，当初是可划可不划，但是最后还是划成了右派，孟先生这个材料是最典型的。
孟昭英：他们把我打成右派，没有书面通知，只是在一个会议上宣布的。当时他们让我签字，我说的话我都承认，就签了字。
杜开昔：请您具体讲述一下批判会的情况？在哪里开的？
孟昭英：那个是全学校的批判大会，我就记得蒋南翔宣布我是极右分子，宣读我的罪状。那时候有很多人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学校的重要人物，也有别的右派人。批判我的时候，我一点都没伤心过。
杜开昔：红卫兵他们来查你的东西吗？
孟昭英：抄家了，把书都撕了，瓷器都打了，还有一套《资治通鉴》也没了。那时候我家里全是樱木家具，后来改成一间房子了，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卖掉了，现在只剩下一点硬木家具。我们这里三间房子住三家，我们一直只有一间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找我姐夫。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古董破坏的太多了，我有很多古书全都当烂纸卖了，三分半钱一斤，拉了三车。还有一套大理石面的、圆的、硬木桌子才卖了十块钱。
杜开昔：文化大革命期间，你们是重点批判对象吗？
孟昭英：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不是重点，当然也是很不得志的。
孟昭英夫人：就是说这个已经打下来了，他没有不理你。你不是右派了吗？你打下来了嘛，他就一开始要整当权派的。
孟昭英：最初蒋南翔为了不挨整，企图转移目标，头一个挨整的就是刘仙洲。那时候刘仙洲是第一副校长，非常崇拜共产党。当然我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列在他们后面。但是那时候重点不是我们，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重点转移到我们身上。当然也不仅仅是我，常迵也一样。还是蒋南翔他们那些人搞的。
王德禄：反右以后您的待遇有变化吗？
孟昭英：我从一级教授降到了三级。1979年的一月份又恢复为一级教授。其他的职务都不能恢复了白损失了，但是给恢复了科学院学部委员。
孟昭英夫人：原来是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现在不是了，老了嘛。
杜开昔：文革期间你挨打了吗？
孟昭英：有一天晚上有人把我抓走了，上来就打我。我的眼镜被打掉了，眼睛出血了。我认为，这些红卫兵是毛泽东派去的，毛泽东支持这件事。在把我抓走之前，有人问我们要存款条。我说我们的存款条拿到城里去了，现在没有，明天给你。他说不行。后来我才知道，家里都被抓起来了。红卫兵拿着一个木棍子，打了一顿，过了一会儿又来打，说待会儿还来打你。当时我想还是跑掉吧，我就从楼上跳了下来。红卫兵看到我受了伤就找了个吉普车把我送到积水潭医院，但是医院不收，包扎了一下，又把我抬回来。他们说我是“畏罪自杀”。
孟昭英夫人：他当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右派，医院哪敢收啊！
王德禄：当时主要是想逃还是想去死呢？
孟昭英夫人：当然是想逃，他才不愿意死呢！他还想活着，以后看着毛泽东死呢！
孟昭英：我带了一个夹被，把夹被撕成布条，拽着到三楼就缠住了。当时有一个教授从五楼跳下来了，摔死了。这样死的有好多人。清华跳楼的人很多，具体数据学校应该统计了，但是他们不会公布的。
孟昭英夫人：人家给他写了一本书，特别有意思。他的经历很坎坷，工作很卖力，最后被整的死去活来。王明贞被逮捕了，被关在大兴城。她不交代，她说不是美国的事儿，也不是巡捕房的事，是捅破天的事儿。她很早就不工作了，每当她讲起这个故事，都会很伤心。她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七年，一直劳动，天天吃的是咸菜、窝头。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她居然还能活着，不简单！
- 谢玉铭（1893~1986），福建泉州人，谢希德父亲。物理学家、教育家。1917年协和大学毕业，1923年赴美留学，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燕京大学任职。1946年后，在马尼拉东方大学任教18年之久。1968年退休后移居台湾。
- 吴有训(1897～1977)，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芝加哥大学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50年夏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科院副院长。
- 林家翘（1916~），福建福州人，生于北京。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学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布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校任教。
- 戴振铎，江苏吴县人。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 袁加骝(1912～2003），南安阳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学系，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6年赴美，1940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研究员，布鲁克黑文国立实验室物理研究员。
- 殷宏章（1908～1992），祖籍贵阳，生于山东兖州。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赴美留学，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学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
- 毕德显（1908～1992），山东平阴县人。1934年获得燕京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1940年赴美留学，1941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硕士学位，1944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和大连大学教授，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 朱兰成（1913～1973），英文名 Lan Jen Chu， 江苏淮阴人，电磁波专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35年和193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一直在麻省理工任教。在二战期间， 他研究发展雷达及波导，以其卓著贡献荣膺美国总统科学奖章。 1952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 王明贞（1906～），苏州人。王守竞胞妹。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2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8年赴美留学，1942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曾在云大大学数理系任教授。1949年8月再次赴美，在诺屈丹姆大学任教。1955年5月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 鲍家善（1918～），祖籍苏州，生于北京。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3年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1983年之后担任上海科技大学教授。
- 霍秉权（1903～1988），湖北黄冈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郑州大学副校长。
- 葛庭燧（1913～2000），山东蓬莱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1年赴美留学，1943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应用物理所、金属所和固体物理所研究员。
- 余瑞璜(1906～1997），江西宜黄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35年9月考取庚款赴英留学，1937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在西南联大金属所任职。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 李书华（1889～1979），字润章，河北昌黎（卢龙县）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1913年留学法国，1918年获图卢兹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平大学副校长兼代理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平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53年定居美国。
- 陈尚义（1916～），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硕士学位，193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40年获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物理所任职。1949年去美国，在俄勒冈大学任教授。
- 孟宪振（1931～1968），生于北京。孟昭英的长子。1952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赴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文革”中受迫害自杀。
- 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后在清华和北大任教， 1984-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1940年赴加拿大留学，1942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北京、燕京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等。
- 黄万里（1911～2001），生于上海市川沙县，黄炎培之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唐山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 宣受之（1921～），浙江余姚人。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电系。1950年到东北工业部研究所工作，1956年到中科院电子学所任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劳改。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回所，1985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86年被评为研究员。
- 余理华，余瑞璜之子。196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0年和1984年先后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从事加速器物理和自由电子激光科学研究。
- 任之恭（1906～1995），山西沁源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29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无线电硕士学位，1931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1946年又赴美搞研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72年后，多次回国访问、讲学。
-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中科院院士（1955）。1946年赴美留学。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数学所、应用数学所所长。
- 童第周（1902～1979），浙江鄞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30年到比利时的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山东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中科院海洋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
- 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毕业于南开大学。1931-1933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65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物理与天文系主任。1983-1994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 饶毓泰(1891～1968)，江西临川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科院院士（1955）。191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13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文革期间上吊自杀身亡。
- 郑华炽（1903～1990），广东省中山县人，邓稼先的姐夫。192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同年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格丁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学习。1932年获奥地利格拉芝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35回国，历任中央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 冯秉铨（1910～1980），河北安新县人。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4年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1940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岭南大学物理系和电机系教授、岭南大学教务长。1952年后在华南工学院历任筹委会委员、教务长、副院长等。
- 徐璋本（1911～1988），湖南长沙人。上海交大毕业后赴美留学，1940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4年回国，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任教。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蹲了20多年监狱，后平反。
- 洪晶（1917～2003），女，原名洪晶晶，原籍福建闽侯，生于北平。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5年赴美留学，次年获罗彻斯特大学应用光学硕士学位，1948年再攻读博士学位，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3月提前回国，历任辅仁大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代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等。
- 许宗岳（1911～1974），湖北武昌人。1934年毕业于华中大学物理系。1936年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美国布朗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教授，中科院武汉电子所研究员。
- 吴敬寰，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中山大学电工系主任。1940年代末任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广州分会负责人，是我国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老前辈。1949年调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1980年代在黄山开会不慎失足遇难。
- 许军言，燕京大学毕业，曾和张文裕一起赴美留学。
- 张文裕（1910～1992），福建惠安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3年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1935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1943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56年回国，历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 王承书（1912～1994），女，湖北武昌人，张文裕的妻子。。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6年获硕士学位。1941年留学美国，1944获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历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热核聚变研究室、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副主任，华北605所副所长。
- 魏培修，燕京大学最早的硕士研究生之一，谢玉铭得意弟子，后留学美国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50年代院系调整后到齐鲁大学任教。
- 许原东，特务，燕京物理系毕业，比孟昭英早一二届。
- 高兆兰（1914～1999），女，昆明人，冯炳铨的夫人。 1936年获岭南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岭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山大学激光光学与光谱学研究室主任。
- 龚祖同（1904～1986），生于上海，光学家。中科院院士（1981）。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2年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4年赴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深造，1937年底完成博士论文。1938年初回国，任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所长。
- 赫崇本（1908～1985），又名赫培之，满族，辽宁凤城人。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4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气象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山东大学任海洋学与气象学教授，中科院水生生物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山东海洋学院副院长。
- 施士元（1908～2007），上海崇明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赴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留学，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核普学研究工作，1933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 翁文波（1912～），浙江鄞县人，翁文灏的堂弟。。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玉门油矿工程师。1949年后，任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12年获比利时鲁文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1916在北京与丁文江等人共同创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曾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和行政院长。
- 赵九章（1907～1968），浙江吴兴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1950年创建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并任所长，“651”卫星设计院院长。文革期间自杀身亡。
- 周同庆（1907～1989），江苏昆山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33年学成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教授，1952院系调整后到复旦大学任教。
- 李强（1905～1996），原名曾培洪。江苏常熟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1年在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学习和教学，1938年回国，曾任对外贸易部部长。
- 顾德欢（1912～1993），又名张瑞昌。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49年后任宁波地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1956年调任中科院电子所筹备组组长。1978年后调任中科院党组成员。
-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天津人，王光美的四哥。清华无线电系肄业。1949年后，任军委通信兵部电信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4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
- 马大猷（1915～2012），祖籍广东潮州，生于北京。中科院院士（1955）。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年赴美国留学， 194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1955年调中科院，历任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等职，还曾任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
- 陈芳允（1916～2000），浙江黄岩人。中科学院士（1980）、两弹一星元勋。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赴英国参加新雷达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在在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所、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研制神经生理方面的电子仪器。1953年调任中科院电子所副所长。
- 张恩虬（1916～1990），广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赴英国马拉德电子管公司进修。1947年回国，在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49年在东北科学所和中科院机械电机所任职 。1978—1990年任电子学所副所长。
- 周寿宪（1925～1976），江苏淮安人。1946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和1951年分别获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和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文革期间跳楼自杀。
- 谢毓章（1915～2011），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获硕士学位。1948年赴美留，1950年获范德比尔特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春天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
- 吴学周（1902～1983），江西萍乡人。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1928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1949年任中科院物理化学所所长。1952年到长春组建了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并任所长。
- 方励之（1936～2012），杭州人。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80）。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调至中国科技大学，曾任副校长，1989年后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
- 常迵（1917～1991），北京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6-1937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40获西南联大电机系学士学位。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47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
- 刘仙洲（1890～1975），又名刘振华，河北完县人。机械学家，中科院院士（1955）。1918年获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士学位，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