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圣麟
采访人：王德禄、杜开昔
访谈时间：1988年11月30日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褚圣麟家
整理人：高颖、鲍怡、程宏
褚圣麟（1905~2002），浙江省杭州人。1923年由校方保送免试进入之江大学物理学系学习，1929年被录取为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讲师。1933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的质谱计专家A．J．坦普斯特，1935年7月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岭南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后因战乱多地辗转，先后任昆明同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理学院兼职教授。1945-1952年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副教务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德禄：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褚圣麟：我的阳历生日是1905年11月29日。1927年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教书。1927至1928年，在之江大学教务处当职员，做教务长助理。1928至1929年，在苏州翠英中学（现在的苏州第5中学所在地方）教书。1929年我到燕京大学物理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班威廉（William Band），英国人。1931年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我去岭南大学（现在中山大学所在的地方）当老师，直到1933年才去美国留学。
王德禄：您能讲一讲之江大学吗？之江大学是后来的浙江大学吗？
褚圣麟：之江大学（HangchowChristian College）是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它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浙江大学用做无线电研究所无线电系的地方，在六和塔下面。我估计，之江大学的学生都是全国统一招生来的，学校的规模不大，只有几百个学生。它的物理系不算强，学校也无所谓有没有重点学科。当时跟我同级的学生不是很多，后来这个学校停止招生了。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之间没有关系。
王德禄：您能讲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吗？
褚圣麟：我在燕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兼做助教。当时像我这样的研究生很少，只有两三个或者三四个，肯定不会超过十个。燕京物理系的教授有谢玉铭、杨荩卿。谢玉铭是系主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过学。谢玉铭的女儿是谢希德。杨荩卿是中国人，学物理的，也在美国留过学。
王德禄：和周培源比较，杨荩卿是老一代学物理的吗？
褚圣麟：杨荩卿的年龄可能比周培源还要大。
王德禄：1933年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美国留学的，为什么选择去芝加哥大学？
褚圣麟：当时我出国不需要考试，是被推荐出去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正式推荐我的是岭南大学，然而实际上是我先联系的。谢玉铭是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师，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芝加哥大学的情况，而且还有很多认识的人在芝加哥大学，当时中国物理学界也有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和我一起出去的人很多，比如清华大学的孟昭英。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1933年去美国以后的经历。
褚圣麟：我粗略的说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A.H.康普顿在芝加哥教书，也带研究生。我上过他的课，他也认识我。我刚去芝加哥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已把我介绍给康普顿。当时带我做论文的导师是家丹普斯特（A.J.Dempster），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有名气。
王德禄：您当时用钱紧张吗？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您寄钱是按月寄还是按年寄？
褚圣麟：那时用钱不紧张，钱好像是按月寄的。
1935年8月底，我从芝加哥一毕业就回国了。我和岭南大学有个约定，我是岭南大学的教师，去美国留学也是岭南大学推荐的，所以我毕业后要马上回岭南大学工作。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约定，当然也不是那么严格。如果我拖延一段时间再回来也可以，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是一开始就打算回国的。
我是绕道欧洲回来的，路上用了一个多月。当时，我走了几个国家，先到了英国，在伦敦呆了几天，去剑桥大学参观了一下。我又在法国逗留了几天，之后坐火车跨过比利时到了德国，几天后又坐火车去意大利，先到罗马，然后到威尼斯，我是从威尼斯坐船回来的。这期间，我没有见到有名的物理学家，因为那是八九月份，正值暑假。
1935年，我回到岭南大学以后，在那里当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教学生，直到1938年。当时系主任是聂雅德（A.R.Knipp），美国人，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那时候，我二三十岁，他已经五六十岁了。
王德禄：当时岭南大学的教授除了您还有谁？
褚圣麟：我在岭南大学教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教授叫冯秉铨。冯秉铨前几年去世了，他的夫人叫高兆兰，不过当时还不是他的夫人。当时高兆兰在岭南大学读研究生，现在在中山大学教书。他们都是物理系的。冯秉铨在美国的哈佛大学留学，高兆兰后来留美，又回来了。当时岭南大学物理系在全国并不是很有名，在广州有两个大学有物理系，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这两个大学都差不多。岭南大学当时就在现在中山大学所在的地方，中山大学在广州城的东北角。
王德禄：什么时候把岭南大学合并到中山大学了？
褚圣麟：当时我不在那里，不知道。当时岭南大学的校长是钟荣光。我在岭南大学一直呆到1938年秋天，日本侵占广州的前几天我才离开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师疏散得很快，有些人坐船去了香港。我一个人走陆路，从广西跨过越南，然后去了云南昆明。当时没有什么营救计划，日本军要从香港进广州的消息一传来，学校就宣布解散，让大家各奔东西。学校没有力量疏散，但是发了一些经费。我去昆明是因为日本占领华北后，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在昆明了。
到昆明后，我去西南联大工作，住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我的生活费是英国在华的一个学术机关提供的。在日本没进广州之前，看形势，我觉得学校靠不住，就写信给英国的在华学术机关。我说，我在学校呆不下去了，因为战时的情况，需要换一个地方，做研究工作。
我去的时候西南联大的物理所已经在那里了，是那个时候搬来的。物理所规模不大，不到十个人。战争期间，仪器设备上不了轨道，能有个地方开会，讨论物理问题，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我做的工作那是不成样子的。他们打开了仪器，只是整理整理，不做研究。仪器从北平运到昆明，打开看看而已。
王德禄：当时有没有为抗日做点什么工作，比如研究武器什么的？
褚圣麟：当时还是抗战初期，我去的时候，日本侵占广州，大部分人都在那里搬迁，工作稳定下来不容易。我在北平研究院的那一年，西南联大已经在那里了。西南联大当初是由南开、清华、北大三个大学合并而成的，所以它的物理系人比较多。当时，北平研究院也有物理所，还争取举办过一两次学术讨论会，把在昆明认识的人都叫去了，会议地点就在西南联大，我也做了一次报告。西南联大是有计划的搬迁，所以那时候在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比较整齐，比如吴有训、饶毓泰。我是10月11日到昆明的，一直到第二年夏天，大家走散了。那时候，从华北南迁的学校很多，当时北平燕京大学就在现在这个校区。它没迁走，也没办法迁，但教员走了不少，大家走散了。我到昆明几个月后，燕京大学要我回燕京，所以1939年我就回北平了。
1939年以后，我一直在北平燕京大学教课。1941年12年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燕京大学。那天上午我还拿着书本，从家里跑去上课，我刚走到现在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当时燕京大学物理系所在地，就有人在路上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去上课。他说，你还去上课？当时，我还不知道日军已经占领燕京大学了。当时已经有日本军把守着西校门，我看不见里面，人太少了。后来我才知道燕京大学已经被占领了。那时候的情形很像岭南大学疏散时的情况。日本军占领燕园后，学校就宣布解散，学生各奔前途。学校的负责人被日本人集中起来谈话，之后就宣布学校解散。当天一直都有学生忙乱着，不断的把行李搬走。还是那天，大概在九点前后，日军负责人把在校的教员和住校的教员都集中起来说，你们可以住在学校里面。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安抚人心，后来还说，你们可以出去买菜，可以从离家最近的校门出去，就是不能搬家，什么时候让你们搬，你们再搬，没叫你们搬，你们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所以我们就住在那儿了。直到1942年3月份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搬家，至少通知我了。我迁出学校后，在校外租了个房子住下来。那半年没什么事情。
王德禄：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说您在燕京教了三年书？
褚圣麟：我记得应该比三年时间还长，因为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北平了，但还没有占领燕京大学。
暑假我去了北京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就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所在的地方。我是辅仁大学秋季开学的时候到的。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性质的学校，原来是美国人的，已经转交给德国人了。当时辅仁是由德国教会管理的，学校的负责人收留了我们。辅仁大学讲课用中文，课本是英文的，不是德文的。燕京大学也是这样。其实，课本可以用德文版的，也可以用中文版的，但是参考书都是英文版本。在辅仁教书的时候，参考书都是英文的，尽管由德国教会管理，但是那些人对英文很熟悉，所以很少用德语讲话。我在辅仁大学教课，也带研究生，工作比较忙。辅仁大学的物理教授，有一个中国人，叫王普，年龄比我大，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也在北京大学教过书，我和他不是很熟悉。到了辅仁以后，我们只碰见过几次，碰面机会很少。那时候辅仁大学地方很小，教师都不住在学校，只有上课才去。我就是在外边租房子住，上课才去，上完课就走了。
王德禄：其他教物理的老师或者学物理的学生您都知道哪些？
褚圣麟：有一个姓张的老师，后来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在师大。辅仁后来停办过，原来辅仁的地方和人员转到师大去了，原辅仁物理系合并到现在的师大物理系。辅仁物理系的教师，当时比较年轻的现在都不在了。那边不只是有中国教师，还有外国教师。辅仁停办后，不知他们是不是回去了。年老的教师都到了北大和北师大。辅仁大学是哪年停办的，我记不太清了。停办之前我已经离开了那里，我是在燕京大学复校的时候离开的。1945年8月，日本一投降，燕京马上复校了。很快，学校把原来的教师都招回去了，我也是那时候回去的。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解散后，我才来北大。当时并不是燕京大学所有的系都合并到北大了，而是把燕京大学物理系并过去了，还有清华物理系也并到北大了。燕京大学其他的系也分了，也是走合并方式。院系调整的时候，重新分组，范围很宽。
王德禄：1945到1952年期间，燕京大学物理系的人员稳定吗？复校您回来以后物理系的情况是怎样的？
褚圣麟：复校以后物理系的学生比原来少了，至少我们一个班就有没回来的。教师人数比原来大大减少。
王德禄：还记得都有谁吗？解放以前还有谁在？
褚圣麟：高琛，现在在吉林大学，他原来不在燕京，燕京大学复校的时侯很缺人，因为他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就把他请来了。1945年以后，我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兼任系主任，管理行政事务。
王德禄：院系调整后，您当系主任时有没有感觉到有很多不大好领导的地方？比如说学生改课，教授怎么样，待遇怎么样。
褚圣麟：我没有感觉到。
王德禄：院系调整后那么多人集中到一起，很多都是物理教授，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
褚圣麟：一直延续到他们去世，王竹溪、饶毓泰已经去世了。院系调整后，王竹溪还担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饶毓泰年龄大了，只当教授。叶企孙也是，解放前他的行政职务很高，院系调整后到北大就只当教授，后来身体不太好。刚解放时叶企孙和饶毓泰资历老、年龄大，在系里活动时我常遇到他们。
王德禄：三反五反时您在哪里？您是怎么参加思想改造的？
褚圣麟：当时我在燕京。解放后，燕京校内活动跟其他学校差不多。三反五反时，我写过检查，但是具体写的什么记不清了。
王德禄：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共产党提意见。在反右派运动中，清华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当时北大的情况怎么样？北大物理系教授有多少成了右派？
褚圣麟：我现在想不起来。
王德禄：张宗燧是吗？
褚圣麟：张宗燧当时不在我们后来的北大物理系，以前我没和他接触过，后来才来物理系。他现在北师大，不熟悉。物理系还有一个苏联专家，当时只要是从苏联来的都叫专家。物理系那个苏联专家在学术上不怎么样，尽管他尽力做教学工作，平时和和气气，在专业上并不是很突出，我们就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很努力、很尽职的教员。
王德禄：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您的处境怎么样？这对您后来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褚圣麟：政治变动对我没有太大影响，我也没感到形势有多紧张。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燕京复校的时候我就立刻回来了，辅仁大学也表示谅解。1945年以后直到解放，这个期间我听说有很多地下党活动，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在心理上是支持他们的。辅仁有没有地下党我不知道，我只是去上课，其他事情不知道。那时候在西单附近有个中国大学，就是现在教育部所在地。我在辅仁上课，有时候也会骑车到中国大学去上课，只不过在辅仁时间长一些。这两个学校条件不同，中国大学比较简陋。中国大学是个私立大学，当时容纳了许多因抗战不能离开的人，比如说当时在中国大学担任理学院长的张士忠（音）。
王德禄：1949年解放后，您是自愿留在燕京的吗？当时有没有人请您去台湾？
褚圣麟：没有，我舍不得离开，当时燕京没有人离开。
王德禄：1949年解放以后，共产党是怎么接管燕京大学的？
褚圣麟：解放后没有直接接管，后来做了院系调整，高等学校要重新改组：原来的北大、清华、燕京的理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理学院没有了，只有工学院。燕京大学理学院也没有了，合并到北京大学。那一年整个北京大学从北京城里搬到了西郊。
王德禄：当时有没有矛盾？比如说燕京有很多外国人在教课，而清华有很多中国教授，原来北大也有一些人。如果把这些人弄到一起，会不会相互看不起？
褚圣麟：我没遇到过。因为这些人以前都认识，可以说是老朋友。比如北大的饶毓泰先生，他来的时候，我们都称乎他是物理学界的老前辈。还有清华的王竹溪也来了。那时清华的物理系已经没有了，全归到了北大。当时，北大的物理系是由清华、北大、燕京的物理系合并在一起的，派我担任物理系主任。
王德禄：为什么让您当系主任？
褚圣麟：我不知道。
王德禄：可能是因为您进步。当时您支持院系调整吗？
褚圣麟：支持。
王德禄：解放以后对您生活发生变化的事情可以讲一讲吗？可以是顺利的时候也可以是不顺利的时候。
褚圣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很早就搬到这里了，房子调整的时候搬来的。这个房子有四个房间，这种房子不大。
王德禄：你们正式在一起工作是什么时候？
褚圣麟： 1952年，也就是新北大成立那年。
王德禄：1945年到解放前，看看我提到的这些人当时是不是在燕京大学。胡济民当时在吗？
褚圣麟：当时北大成立了一个技术物理系，现在的北大技术物理系是后来才成立的。胡济民原来不在北大，他是后来从浙江大学调来的。当时技术物理系不在这个校园，在陕西（汉中）。
杜开昔：您认识杜连耀吗？
褚圣麟：认识。杜连耀在美国留学，哪个大学我记不起来了。他原来在物理系，后来转到无线电子系。见了面还是很熟悉，但业务上不熟悉，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杜开昔：程民德？
褚圣麟：数学系的。
杜开昔：梅镇安认识吗？
褚圣麟：她是个女的，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在北大教书。
王德禄：虞福春呢？
褚圣麟：虞福春现在北大技术物理系。院系调整前他就在老北大技术物理系，从技术物理系成立就在，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教学是在原子能方面，常看到他，但接触的较少，我们不是一个系的。他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党员，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进步的同志。
王德禄：技术物理系还有其他人吗？
褚圣麟：还有一个，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一开始他是系主任，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和虞福春差不多资历。在技术物理系年龄比较大的就是他们两位。
王德禄：您认识饶毓泰吗？能大概讲讲他的情况吗？
褚圣麟：认识。他在院系调整以前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那时候我不在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不任课。饶毓泰年龄比较大，很受大家尊重。我是在院系调整后到北大的，以前有关他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北大物理系有三位元老，饶毓泰、叶企孙，还有一位记不清，也许就两位，他们都是系里的教授，但是都不任课。
王德禄：当时有周培源吗？
褚圣麟：周培源不在物理系，他在数学力学系，专攻力学。院系调整前，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授。院系调整后，他到数学力学系。
王德禄：数学力学系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吗？
褚圣麟：程民德、段学复。段学复当过多年系主任，现在可能还是他，但是我不太确定。
杜开昔：您知道陈尚义吗？
褚圣麟：我知道这个人。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现在美国。解放初期离开北京，去美国了，究竟去了美国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我对他当时去美国的过程也不清楚。
杜开昔：有个材料说陈尚义在中国，在物理所，可能那个材料是假的。按照您讲的，看来1949年他真的走了。
褚圣麟：好像那时候他就走了，由于环境很乱，消息也不是很灵通。当时陈尚义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跟我们学校在学术上有联系，动乱期间，学术联系也没有了，后来我听说他已经离开北平了。
杜开昔：在燕京大学有一些人我们不太清楚他的情况，一个叫陈仁烈。
褚圣麟：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名字跟人对不起来，他后来好像不在北大了。
杜开昔：还有一个，刘先芝。
王德禄：刘仙芝还是刘仙洲？
杜开昔：我这个上面写的是刘仙芝。
褚圣麟：我有印象，名字好像听见过，但是哪个系的我不记得了。
王德禄：应该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
褚圣麟：刘仙洲，那我应当知道。但是我还是想不起来，年代久了。
杜开昔：马振玉？
褚圣麟：这个人我认识，他是燕京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我读研究生，他读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不多，所以我知道他。我们不怎么接触，很少见面。他毕业后做什么工作我不清楚。如果碰见了，我还认识他，他现在在哪儿工作，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这名字听起来很耳熟。
杜开昔：还有一个，魏培修。
褚圣麟：他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了，比我去得还早。他到了美国在哪个学校读书我不清楚。
王德禄：燕京有同学会吗？
褚圣麟：有的，通过北大校友会可以联系，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叫尹庆志，是化学系的一个职员，在47楼或者48楼，门口挂着牌子，在那附近问问，可能会有人知道，都是公开办公的。
杜开昔：您认识吴金桓（音）吗？
褚圣麟：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院系调整的时候到北京大学工作，现在在哪里，哪年离开北大的，我都不知道。我们接触不多。
王德禄：1945年回到燕京以后，您担任系主任，燕京每年应该都有一些学生去美国留学，你都记得从1945年至1949年你都派谁出去了吗？
褚圣麟：一般都是不经过系主任介绍的，自己有亲戚才能去，请系主任写一封介绍信就行。
杜开昔：那您还有没有印象？到美国留学以后都有哪些人回来了？
王德禄：有一个叫徐光宪的，学核化学的，他从事的工作和物理有一点联系。他在美国学的是物理吗？
褚圣麟：我不知道，他在化学系。
王德禄：数学力学系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吗？
褚圣麟：程民德、段学复。段学复当过多年的系主任。还有张鹏，也是化学系的。
王德禄：赵九章去世之前在北大吗？
褚圣麟：不在，他有没有兼任教师，挂没挂个名字我不知道。
王德禄：请您讲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褚圣麟：文化大革命没具体的东西，主要是小组活动，谈谈思想汇报，批判一些人啊。我当时没有被批判，大字报可能有几张，但是也没什么很严重的错误，具体想不起来。后来有段时间北大很多人去农场改造，但是我没有去，听他们说我是后备的。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 杨荩卿，字念忱，山东平度人。科学社社员，曾赴美国留学学习物理，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 钟荣光（1866～1942），广东香山人。1894年中举人，后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刊宣传革命，参与反清活动。1899年受聘为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教习，后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岭南大学董事会主席，1928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任校长。
- 王普（1900～1969），山东沂南人。192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威廉皇家研究院博士学位。1936-1938年任卡耐基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1939年回国，先后在辅仁大学、山东大学任物理系任职。1947年底再次赴美，并先在国家标准局射线物理研究室、杜克大学任职。1956年回国，被分配到山东大学任职。文革受迫害跳楼自杀。
- 高琛, 山东德州人,毕业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地下党员,燕京复校调入燕京大学任教，1941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东北育才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 王竹溪（1911～1983），湖北公安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1933年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和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1935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35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6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 饶毓泰（1891～1968），江西临川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科院院士（1955）。191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13年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文革期间上吊自杀。
- 张士忠，曾在中国大学担任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曾在辅仁大学避难。
- 胡济民（1919～1998），江苏如皋人。中科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5年赴英留学，1948年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1955年调任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主任。
- 杜连耀（1910～2004），河北遵化人。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宾州州立大学的物理系博士学位。1955年6月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事超声学的研究工作。
- 程民德（1917～1998），江苏苏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并转为研究生。1946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所所长。
- 梅镇安，女，董铁宝的夫人。曾赴美留学，获植物生物学硕士。195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 虞福春（1914～2003），祖籍福州，生于上海。1936年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6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3月回国，毅然放弃自己科研成就可以进入顶峰的机会，偕同妻儿回到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至1982年担任技术物理系副主任。
- 段学复（1914～2005），陕西华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1939年留学加拿大，1941年获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同年留学美国，194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职于北京大学。
- 陈尚义（1916～），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硕士学位，193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40年获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物理所任职。1949年去美国，在俄勒冈大学任教授。
- 陈仁烈，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1931～1933年 在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读三、四年级。1933～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任兼职助教、获理学硕士学位。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从事β谱研究。编著《统计物理引论》。
- 刘仙洲（1890～1975），又名刘振华，河北完县人。机械学家，中科院院士（1955）。1918年获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士学位，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
- 马振玉,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在1940年第一届 “何育杰物理学纪念奖金”征文奖中获奖 ，同时获奖者还有葛庭燧和钱人元。
- 魏培修，燕京大学最早的硕士研究生之一，是谢玉铭得意弟子，后留学美国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50年代院系调整后到齐鲁大学任教。
- 徐光宪（1920～），浙江上虞人。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