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整理】王德禄采访傅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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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10-08

傅承义


采访人:王德禄

访谈时间:198939

访谈地点:中关村傅承义家

整理人:焦安欣、高颖、鲍怡

 

傅承义(1909~2000),福建闽侯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40年赴加拿大留学,1941年获麦吉尔大学地球物理勘探学硕士学位,并被导师推荐到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对专业方向不满意,又突发腰病,不宜做野外作业,1942年又被推荐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学,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春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负责建立了有关地球物理学教研室,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及空间科学系主任,长期从事物理和地球物理的研究工作。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

傅承义:1933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一年后转成助教,1938年又升职为教员。按中国当时的制度来讲,助教并不是给某一个教授做助手,它只是一个职位。在清华大学,做实验都由助教负责。所有教授都要上讲台讲课,不管实验。尽管有的助教上课,有的不上课,对物理系的学生而言,助教至少算是半个老师,因为物理系的实验课非常重要。我做了四年助教,按规定只要在学校任职满五年,助教就可以转成教员,可以上课。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搬到长沙,当时我没来得及走。后来清华大学又搬到昆明,1938年我才离开北京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员,给一个班教普通物理课。

1939年我考上了庚款留学。那时候考上了不能立即出国,要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国内先实习,进修一年。我考的是英庚款,对英文要求比较严格。我的英文成绩达到了分数线,不用补习了。林家翘、郭永怀、钱伟长和我是同一年考的,他们的英文都不及格,要补习。我当时报考的是地球物理,只需补习专业课。当时报考的专业是指定的地方,比如地球物理一共二十四个名额,考生一旦被录取,所有的事情都由英庚款组织会安排,他们给学生买出国的船票,帮助学生办理出国手续。本来考取留英庚款的考生是去英国留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这批人都去了加拿大。1940年我们出国了,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也在加拿大,只不过我们不是一个学校。他们三个都在多伦多,我在蒙特利尔。

1940年到1941年,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McGill)大学物理系念物理探矿专业。本来我不想念学位,可是学校非得让我拿个学位。我用一年的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1941年夏天,我转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那是当时美国最出名的物理探矿学校。我在那里念了一年,感觉不太好。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因为我在中学跳三级跳远的时候,腰受过伤。在大学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做野外工作。学物理探矿专业不能做野外工作,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1942年我只好转到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简称CIT)念普通地球物理,物理探矿也属于地球物理,叫做应用地球物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世界权威的地震专家,我跟着他学习普通地球物理,也就是一般的地球物理,而不是探矿地球物理。1944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在CIT学习期间,中国人不少,有林家翘、郭永怀、毕德显、卢嘉锡、钱学森和我。我们当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已经不是学生了。比如钱学森,他是1934年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比我去得早。当时他已经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做副教授。在这些人中,钱学森是去的最早的,我是第二个去的。当时CIT在美国是很出名的学校,从那里毕业的中国学生也很多,像周培源和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都是CIT毕业的,回国的留学生也有很多是CIT的。我之所以去CIT,是因为CIT是美国最好的学校,它的地球物理专业不仅是美国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林家翘和钱学森也是慕名而去的。

1944年读完博士学位后,我暂时到一个地球物理公司做咨询顾问。那时候我一半时间在公司工作,一半时间在学校教课。1944年到1946年,我暂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助理教授,学校给我提供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好。1946年到1947年,我一边做石油公司顾问,一边在学校教课。在美国,助理教授的职位在讲师之上,属于教授一类。一般大学毕业后可以做讲师,在美国起码是博士毕业两年以后才能做助理教授。教授等级的人买书时有折扣,讲师待遇没那么好,跟教授有很大差别。当时,中国人在美国做助理教授的只有十几个人,包括钱学森、林家翘在内。我们那时候能做上助理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的非常多。

王德禄:您认为美国人歧视中国人吗?您有关于种族歧视的特殊经历吗?

傅承义: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以前中国人在美国地位很低,解放后中国人的地位才有所提高。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有很多,如果一条街上有一栋房子是中国人的,那么这条街上的房价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周培源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来他回国了。他第二次去美国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做研究员,他想买房子,就是买不到。因为卖房子的中介人总是给他找黑人街,后来找到一栋房子,一侧住的白人,另一侧住的是黑人,他住在中间。特别是在学校附近买房,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947年,我需要换护照了,美国国务院批下来以后,说我可以办一个永久居留许可,就是现在的绿卡。因为我没有办理国内手续,这就需要在美国一个领事馆里办一个签证,然后拿着它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转一圈,只要出了国境,再拿着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回来,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许可了,当时教授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许可。我还没有拿到绿卡,就收到了赵九章的聘书,他邀请我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研究员。本来我就想回国,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是很吸引我的,气象所关于气象、地球物理的书籍比我呆的地方多得多,这个非常好。于是我决定回去。

收到他的来信,又过了两个礼拜,我就回国了。回国时,美国国务院也已经批准给我永久居留许可了,我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回来了,因此得罪了美国国务院。那时候我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知道有那些程序。1980年我再次去美国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告诉我的,现在想来这件事办的确实是有些不妥,不礼貌。

我回来以后,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太愚蠢了,国外有那么多机会,前途一片光明,我却没有好好把握。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爱国思想非常浓厚,回国的决心也很大。

王德禄:您刚回国时中央研究院在什么地方?

傅承义:在南京。我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国民党选国大代表,选中我了。因为我不参加政治,也不搞这些。

我是1947年回来的,1948年下半年由南京疏散到上海,淮海战役已经打完了,国民党要倒台了,我在上海呆到1949年解放。中央研究院里跟我同一时期回国的还有两个人,张文裕和钱三强,我们三个是中央研究院待遇最高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们很快由上海返回南京。因为1950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了气象研究所,赵九章是第一任所长。气象研究所后来改成地球物理研究所,它是由几个机构合并而成的,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基础,将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地磁室,北平研究院的物理所物探室,地质调查所的地震所和气象所合并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从1954年留任,一直工作到现在。我刚回国的时候,工资和所长的一样,待遇是最高的。

王德禄:您在美国期间和回国以后分别做了哪些工作?

傅承义:我在美国时就做研究,回来还是做研究,当然我在美国的贡献非常突出,研究成果多一点。回国之后,一直到1956年我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做实验。1956年之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因为那时候开始搞运动,基本上没怎么做事。跟我一年回来的或者比我晚回来的,在美国经常联系的那些人都躲起来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王德禄:回国后您参加了哪些运动?

傅承义:几乎所有的运动我都参加了,包括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土地改革、反右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运动闹得很厉害。

反右的时候我也挨批了,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批判我。那时候搞运动有定额,每个机关有多少人被划成右派是规定好的。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言论,开会的时候,我不喜欢发言,即便是发言,也是被动的,我都是为别人打抱不平。这样也不行。那时候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一些被划成了右派。反右期间,我做过检查,是气象所组织批判的。因为有一次,我们党委书记当众批评我,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我记不清楚了,但我觉得他批评的毫无道理。我不服气,当众顶撞他了。搞运动的时候他们攻击了我三次,都是因为这件事,都是突然袭击,但最终也没有打倒我。他们把我划成了右派。他们没有通知我们,就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当时赵九章受保护了。现在来看,领导当众批判,无论对与错,下级都不能当众顶撞。那次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我们搞科学的人根本不能当领导,特别是当政治领导。我们现在是科学家,是功臣。搞科学,我们是内行,但科学家搞政治有点不伦不类。历来科学家就是工具,连牛顿都是,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思想基础就是这样。

王德禄:搞运动期间,您做研究的时间多吗?

傅承义:我只做了几次研究。1953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创建了物理探矿教研室。这是中国第一个物理探矿教研室,在国内很有名气。这个教研室从无到有都是我一个人操办的。19531956年我在地质学院做了四年教研室主任,到最后累得筋疲力尽,当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兼任物理探矿教研室室主任。1956年我转到北京大学,创办了固体地球物理教研室,又是从无到有。1961年中国科技大学缺少教力学的老师,把我调过去了,同时天文台要安排天体物理的观测,组织了一个初级培训班,需要抓紧时间培养一批做天体力学的人才,又把我派到那里,培养学生,直到1963年我不教力学了。中国科技大学开办了地球物理教研室,让我去做教研室主任。1978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科大的地球物理教研室搬到合肥,并在那里成立地球与空间科学系,严济慈请我去当系主任,我没有实权,做了几年遥控系主任。总而言之,这几年我就是“跑龙套”,很少做研究。

普通地球物理和力学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以前从没接触过物探,得从头开始学,然后自己做,我就是孤家寡人。我大部分时间在培养干部,培养出来的干部对我也很好。现在国内地球物理方面的干部,除了石油部物探局没有我的学生,地质部物探局和地震局几个骨干分子都是我的学生,在研究院的人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我的学生。我教书的时间很长,口才也比较好。如果要我说四十年来我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就是培养了好几百个学生。有一个地震学家曾经问我,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学生?其实有些学生不是我直接教过的,他们是受了我的影响。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有好几百个学生,他们发展得都不错。

王德禄:您参加大跃进了吗?

傅承义:所有的运动我都是被动参加的。我没有经历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只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去5个月。后来的上山下乡我也没有去,因为要给学生上课,不能随便往外跑。

王德禄:请谈谈文化大革命期间您的经历?

傅承义:当时我住牛棚了,我们所里有牛棚。我在所里是个堡垒,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抓住把柄的地方。我在牛棚里呆了7个月,在里面什么事情也没做。他们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所有出国留学回来的,没有一个人幸免。

我进了牛棚之后,每天都要接受审问,早晨起来到毛主席像前悔过,沉默三分钟。这样做,也让他们抓住把柄了。他们说,你在毛主席像前沉默三分钟是什么意思?大不敬!这话听起来有点可笑,我天天都是这样做,熬过来的。还有类似的事情,桌子上有一摞书,其中有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如果谁不留神把茶杯放到这堆书上,这人就倒霉了。当时他们给好多人套上了这样的罪名,搞得很厉害,实在太滑稽了!造反派的头目说,如果没打倒傅承义,那么这个运动就白搞了。因为我在所里的威望最高,可是他们没有理由整我。当初若不是我身临其境,我也会认为人们讲得太夸张了,然而这不是艺术,事实就是如此。当时我也挨过打。我在里面不怎么说话,他们整我的时候就是体罚,让我们站着坐飞机,根本就站不住,这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你低着头试试,站三个小时,你就知道什么滋味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我才回到研究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反动,这时候他们想抓我也抓不了。除了顾功,我们所里的领导都被抓走了。顾功叙在地质部物探局当副局长,我在学校教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回到气象所,中国科学院的人不认识他,组织部的人以为他是科学院的,这样他逃过了一劫。顾功叙没有什么个性,自己没有主张,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以后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批林批孔”时,他们想抓我,但是没有找到把柄,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不搞政治活动,只是搞业务。我在所里是威望最高的,谁有问题都问我,听取我的意见。虽然我没有发表多少文章,但是我给他们出了不少主意,很多人发表的文章都有我的功劳。现在学术界风气不好,发表文章都要把名字写上去,没有做什么工作的还挂头牌,可是我从来不揩别人的油。他们都觉得我的脾气不好,太直。

王德禄:您解放以后出过书吗?

傅承义:出过三本书。一本叫《大陆漂移,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我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板块方面发表文章的,另外两本是《地球视角》和《地球物理学基础》。我大概发表了50论文。解放前,事情稍微多一点。解放后,我的主要工作是培养干部,我真正对国家做的贡献也就这一点。我是第一个真正出国学地球物理书的。

回国以后,眼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写论文,另一条路是开拓创新。当时地球物理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必须要有人去开创。两个都不能丢,如果都去做,工作量会很大,所以我就想锻炼锻炼。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王竹溪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搞设计。那时候我不想做教授,只想做老师,我喜欢教书。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1. 卢嘉锡(1915~2001),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台湾台南。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物理专业,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60年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1981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 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1980)。1930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到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34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49年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3. 钱三强(1913~1992),浙江湖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赴法国留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
  4.  此说可能有记忆或理解上的偏差,无法证实他曾被定为右派分子。
  5. 顾功叙(1908~1992),浙江嘉善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赴美留学,1936年获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曾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地质部地矿司副司长,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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