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鹤绂
采访人:王德禄
访谈时间:1990年5月17日
访谈地点:上海卢鹤绂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刘志光
卢鹤绂(1914~1997),祖籍山东掖县,生于沈阳。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留学,1939年、1941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入复旦大学。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早年的情况。
卢鹤绂:我是阳历1914年6月7日(阴历5月14日)出生的,我在美国填表格就用阳历。
我出生于沈阳南关,我爷爷家里,我的老家在沈阳陆家坛。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卢景贵刚去美国不久,他是通过考试出国留学的,那时出国的算是非常早的。父亲是学机械工程的,家里有机械工程、科学、天文方面的书籍很多。
父亲做官比较传奇。最初他没想做官,先在本溪当工程师,后来到济南机车厂做代理厂长。当时,沈阳的张作霖大元帅家里让日本人给按了暖气,有一年,他家的暖气怎么都烧不热,请来日本工程师也没有修好。张大帅有一个下属叫王永江,给张大帅推荐说,有一个人刚从美国回来的,专门搞机械的,你把他调到沈阳,试试能不能修好。那个时候张作霖很有势力,立刻把我父亲调到沈阳给他修暖气,很快就修好了,暖气热了。张大帅非常高兴,给了赏钱,并请我父亲回济南了。王永江一听说放我父亲回去了,就跟张大帅说,这样的人你还放他走啊,你不会用他吗?张大帅觉悟了,马上又把我父亲调回来,担任四洮铁路局局长。我父亲没想做官,就这么当上了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任洮安铁路局工程局局长。父亲当局长后,经常有人行贿,外国人卖东西给你,你买了,人家就给你贿赂。父亲不敢要,拿给大帅,问他这钱应不应该要?大帅说,这钱你自己拿着,这是外国人给你的,不是你问他们要的。这个钱我父亲要没要,我现在也不知道。此后,大帅更信任他了,还说他是个书呆子。
当年我一直跟着父亲,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小时候比较颠簸,从沈阳到美国,美国到北京,北京到济南,济南到四平,四平又回到沈阳。
王德禄:他去美国您也跟着?
卢鹤绂:母亲生了我之后,没有靠山,受了很多气,就抱着我到美国去找父亲。我是一岁去美国的,一直到四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了三年。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早年上学的经历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卢鹤绂:我在本溪上私塾,老先生教《孟子》、《论语》、《左传》。后来到了济南,在津浦铁路局扶轮小学校上了三年小学。父亲到四平做大官,我也跟着去了,在四平接着上小学,那是铁路局小学,就在车站旁边。我们家在四平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那地方很好,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
我初中在沈阳第二初级中学上学,跟周总理一个学校。那时候,张作霖已经死了,张学良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张学良不像张作霖那样欣赏我父亲。张学良任人唯亲,把我父亲撤了,但是不用撤的方式,而是以“高升”的名义,调任东北三省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管路政,没实权了。我们离开铁路局,到了沈阳。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很高,可能比铁路局长的工资还要高。
我高中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开始我没想学物理,当时高中已经分了文、理班,我是理科班的。大概上了一年半,赶上“九·一八事变”,因为我们家在天津有房产,父亲离开沈阳回到天津。我在河北省工业学院继续上中学,就读于机械系预科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我是预科班读物理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教授姓马,他是英国留学的硕士毕业生,早就去世了。马教授讲得很好,我的物理分数最高。我本来想学工,由于物理分数很高,就改学物理了。
王德禄:您为什么选择考燕京大学?
卢鹤绂:燕京大学有物理系。我父亲对我的选择没有提意见,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到燕京大学后,才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
王德禄:您能讲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开始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谢玉铭,后来系主任是英国人,叫班威廉(William Band)。班威廉是英国的硕士,很进步,一边教书一边调查中国的农村建设,还提出一些建议。班威廉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克劳尔是美国人。班威廉后来去了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了。
抗战时期,班威廉去过延安,后来回国了。他是搞纯理论的,这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物理方面的教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量子统计学。班威廉在美国研究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工作过。
我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普通物理的是孟昭英,他当时是讲师;教力学的是张文裕;教热学的是毕德显,他现在南京,去美国留过学;教近代物理的是谢玉铭。我们班有四个人。一个是莫文泉,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年纪很大了;一个姓张,是个女的,南阳人,毕业后回南阳了;一个姓程,已经去世了。我们四个只有我留过学。毕业后,我们班其他人都没有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当时物理系的课本都是外文版的,外国老师教近代物理的是克劳德尔;教理论物理的是班威廉。
燕京大学毕业后,我拿到了理学士学位。毕业前,班威廉找到我说,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学深造。他还给我介绍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班威廉和这个大夫说,有这么一个青年,成绩如何如何,明尼苏达大学表示欢迎。我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父亲没有反对我出国。那时候司徒雷登还在燕京大学,我出国前,他在病房里召见我,欢迎我到美国去。司徒雷登躺在病床上,对美国大学接收我感到高兴。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间到美国的?
卢鹤绂:1936年我去了美国。那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只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其他系有中国人。当时接收说的是让我去物理系当助教,一个月工资六十美元,六十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我半工半读,教大学物理实验,当时我们分了四个小组。我读书的时候的物理老师,现在(1990年)还在世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导师尼尔(Nier),他是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证明热中子能使铀235裂变不能使铀238裂变。尼尔与费米合作,分离这个重要的发现是尼尔做的。另一个是比克。我研究核物理是受了比克的影响,比克也在物理系工作,职位比尼尔高得多。比克也是我的老师。
我去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比克是质谱学专家,我说愿意做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做硕士论文。比克听了很高兴,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写的。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做,比克说,你把这本书看完就可以找到还有些什么问题了。比克不告诉我做什么,还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
后来我一边上学读书,一边读那本书。我发现锂的同位素丰度比没有定值,各位专家得出的数据相差很大,可以从8到14。我感觉很奇怪,锂7、锂6的丰度比没有准确数值,这个比值到底是多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比克,他说让我自己做实验,还把储藏室的钥匙给我。储藏室里边什么原件都有,原材料也有,进去随便拿,拿完自己签字,不花钱。他给你这个权利,你可以自己造仪器。我花了一年时间制造了一台180度聚焦型质谱仪,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期间,我还问了地质系一个助教,这一行的朋友帮我找所有含锂的矿石,找到后,告诉我一系列的名字,我都要试一试。我在带状薄钛片上电焊小白金盘,将含锂矿石粉末置于盘上,用电流通过钛片加热,使矿末释放锂离子。在我之前最有名的锂盐是锂辉石(Spodumene)。
在仪器上,后来我找到了Anblegonet,不知比锂辉石好多少倍,好几百倍,温度不是很高就能发出很多锂离子。这一点我比以前的文献做的都好。文献上这样说,书中也说锂辉石是最好的。Anblegonet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后来,我做完试验发现,锂的同位素(Isotope)出来时,轻的先出来,重的后出来,这叫扩散效应。轻的释放出来的速度快,重的释放出来的速度慢,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现在知道了。轻的气体先放出来,重的后放出来,所以这下有点糟糕了。我发现他的比值跟时间有关系,如果开始测量轻的多,末尾测量就重的多,这个丰度比值不一定,是时间的函数了,它被我找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豁出去了,一直等到热源烧完了,不再出离子了,整个过程我都测量。这个曲线,先是低的,后是平的,最后是上升的,曲线画出来了。每一个时刻的比值我都测定了,真正的数字不是平行,真正的数字是总共发出来的离子数目重的跟轻的比,时间积分法嘛。这样一来,我测量的比值是12.29,在8到14之间。这个数字一测定出来,全世界都承认了。我已经把过去教授们测定的数值完全否定了。我测定的数值被选定为国际同位素表上的准确值。
后来,我马上直接读博士了。读博士的时候他们看我工作很起劲,有独创能力,博士就给了题目。博士题目很重要,我的题目跟原子弹有关系。刚开始我想做原子弹,就是用质谱仪分离铀235,分离的已经是很早的了,那是微观数量而不是宏观数量的分离,需要制造大量的质谱仪,很多质谱仪就可以制造成一个原子弹。如何用特大的质谱仪长时间积累出足够数量的铀235?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把质谱仪提升几个数量级,就是用我们系里的设备,看看能升高多少。我制造了一台新型60度聚焦的高强度质谱仪。我的论文是1938年完成、发表的。1939年我先获得了硕士学位。其实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很快给我这个学位,反正要继续读下去的。
王德禄:当时你们系有几个人参与了搞原子弹了?
卢鹤绂:参与搞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教授只有两个,尼尔和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专门搞中子物理的,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任职一年后去世了。后来我和这些核物理学家联系的不多,抗战一开始,马上就不和他们联系了。
王德禄:1939年,您拿了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了吗?
卢鹤绂:没有直接回来。本来美国要征用我,但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没有权利征用。我在美国深受人们尊敬,我也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当正式助教并任课的中国人。当时有很多美国朋友问我,你们国家正在和日本人打仗,国家不需要你回去参战吗?我不好意思说国家不需要我,不让我回去。我说,读完博士我就回去。他们又说,中国人正在受难的时候你不回去,你还在这里待着,狭隘啊!我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打仗需要科学。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张云校长就下了聘书,聘请我为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拿到聘书,我想,我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呢?我留在美国充其量做个小教员,何必呢!194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回国了。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回国以后的工作经历。
卢鹤绂:回国后,我先在中山大学教书,教了一年半,日本人攻打长沙,粤北告急。我就去广西大学,教了不到两年。日本人攻打衡阳,往西南攻打桂林,我又跑到贵州。抗战快结束的时候,1945年我去了浙江大学,当时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原来何增禄是系主任,他不愿意当了,由王淦昌代理系主任。我回到杭州时,又改由何增禄当系主任。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比较强。我是1946年下半年到杭州的。
王德禄:您回来的时候,美国原子弹的工作刚刚开始。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我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聊天。当时有个发明三极管的教授被美国政府征用了,去研究潜水艇。
王德禄:您回来以后,中国有人想到将来可能有原子弹吗?
卢鹤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我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重原子核的潜能及其利用》,意思就是“请注意”。我是1942年开始写的,194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周总理当时也看过这篇文章。现在这篇文章不太容易找到,那是抗战时期的,年头太久了。
王德禄:您是怎么知道周总理看过这篇文章的?
卢鹤绂:这只是文革期间我的一种感觉。当时我被批判的很厉害,不过没有挨打,是周总理把我保护了。
王德禄:出现原子弹这件事,您当时马上理解了?有没有写文章?
卢鹤绂:当然理解了。国民党通过卢于道让我写了一篇文章,1946年暑假,我完成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第一次在国内阐述原子堆及原子弹的发明经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原子弹体积的估算。这篇文章1947年1月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投稿给《美国物理月刊》。投稿时我说话很客气,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你们的保密政策毫无影响,你们何必拒绝发表呢?《美国物理月刊》不敢碰,马上送给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知道我,不好意思退给主编,就同意发表。这样拖了一年,文章才发表。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我的老师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我非常了解。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表原子弹文章的人。美国人很嫉妒我,说我们美国人想发表文章,原子能委员会不让,却让一个中国人发表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啊!后来,苏联的弗兰卡教授出了一本有关核物理的俄文书,他没有出英文版的。书中有一段是讲原子弹的,提到了原子弹的方法就是抄袭的我的文章,可是他没说这一点。
王德禄:当时有一本书叫《军用原子能》。这是美国政府对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全部报告,翻译成了三个中文版。您看过这本书吗?
卢鹤绂:那是美国史麦斯(Henry D. Smyth)写的报告,我看的是原版,从美国寄来的,没有看过中文版的。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是解放后才接触原子弹的,此前没有接触过?
卢鹤绂:我就是做这个的,质谱学就是核物理。最近我去美国,这是我第三次回美国,他们见到我,很客气,对我也不隐瞒什么了。这其中有人是搞原子弹的,知道我搞原子弹这件事。我留美时写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质谱原子学,算是较早的涉及了原子核物理。有一位大学物理教授知道我做的工作,跟我谈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才回去睡觉。他比我年轻,尊称我是老前辈,对我非常恭敬。可见我知道原子弹怎么回事比他早啊。当时还有人叫我“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五十年代中国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很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只有党员科学家才能参与这件事;二是他们把希望寄托给苏联,让苏联想办法,对中国科学家相对还是保密的。1960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他们才开始重视中国科学家。
王德禄:请您谈一谈院系调整时的情况。您对院系调整有什么看法?
卢鹤绂:院系调整时我在浙江大学,一切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复旦大学,我没选择,是上级的命令。突然有一天复旦大学派了几个教授到浙江大学拜访,他们见到我说,欢迎你去复旦大学。当时,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何增禄去了清华大学;石之琅去了厦门大学;我去了复旦大学。他们本省就想留一个王谟显。王谟显是浙江人,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物理系缩减了,它是为工学院服务的,这是上级的命令。复旦大学在革命上有功劳,上级命令发展复旦大学。尽管浙江大学也有功劳,但是没有复旦大学功劳大。原来上海只有两所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是后来才发展的学校,解放前没有浙江大学厉害,跟浙江大学差远了。浙大物理系教授中我是唯一调到复旦大学的,当时我带着一批年轻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并不密切。我、苏步青、谈家桢都是一起走的,乘坐同一列专车,连家属都带去了。离开的时候,浙江省的主要领导到车站给我们送行,握手告别。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到北大物理系培养搞原子弹方面人才的?
卢鹤绂: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三年,北京下达调遣命令后,我去北京高教部报到。开始我是一个人去的,后来把家属也带去了。起初他们一个字都没讲,就让我去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们让我去培养原子物理方面的人才。他们说课程都已经排满,只剩下两门课,中子物理学和加速器原理,没有人教,请你来教。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技术物理系,名字叫物理研究室,室主任是胡济民。尽管胡济民是党员,我不是,他对我很尊敬,派专人照顾我的生活。浙大参加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胡济民、程开甲、何增禄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国搞原子核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我在北京教了两年,教了好几百人,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军队里面的旁听生,穿军服的。
王德禄:您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复旦大学了吗?
卢鹤绂: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改变了。我喜欢在学校教书,如果让我干很重的活我怕吃不消。我想回复旦大学,他们不让我回来,我就给管理调遣的高教处处长写信,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培养出的学生搞原子弹已经够用了,我没必要待在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做普通工作。我年龄大了,不适合搞原子弹。当时我是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只有老先生才能看懂,那个副部长就是老先生。他一看,说我写得很中肯,批准了。之后,我调回复旦大学。北京人都对我很气愤,他们不让我走,我还是走了。
我这一生,回国后,除了在浙江大学搞科学研究是主动的,自己想干的,其他的都是被动的。我是主动做事情都做得很好,被动做事情就不行了。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在哪里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卢鹤绂:开始在北大,后来在复旦大学。反右运动期间,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右派,一点麻烦都没有。当时我发言了,他们承认我说的对。我说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也认可。我说你们这个举动我不表态,不光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们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不参与了。他们承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所受的唯一的冲击就是文革?
卢鹤绂:是的。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
1967年2月,复旦大学张贴布告给我平反。复旦大学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个人。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 “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所以“四人帮”后来对我很恭敬,虽然开始要打倒我,命令下到复旦大学,人们还是不敢动。据说是周总理命令人保护我,后来那人对我很客气,服务很周到。当时其它的大学基本上都没有成绩,只有我有成绩,其余的都是废纸,扔掉,当时就我有成绩。他们认为我不是废纸,没有扔掉。就这一点来说,我本人感到很满意。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这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1969年,在复旦大学没人敢碰我,我是那个大学的“帮主”。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你瞅瞅,我都讲这么多了。
1990年王德禄采访卢鹤绂(右)合影
王德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是你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创建的?这个所有哪些特点,它与核物理原子弹是什么关系?
卢鹤绂:这个所开始说让我当所长,上海领导认为不妥。因为我不是党员,他们说非党员不能当所长,应该退居副所长职位,后来派来一个中央干部当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在还存在,规模很大,归科学院管理。这个所一向是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委,抓得很紧。我一直兼任复旦和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两个地方的职务。那时候,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就在家看看书。所里的事我也不怎么管,一个礼拜去两次。
王德禄:50年代学物理的回到上海的有多少?
卢鹤绂:周世勋是从美国回来的,现在在复旦大学理论物理所;周同庆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已经去世了;谢玉铭解放后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一直没回来;谢希德回国后很快就入党了。
王德禄:您这一生都没有入党吗?
卢鹤绂:我没有入党,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从小我对我父亲做官就不感兴趣。官场啊!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完全习惯了。我回到中国后走过的这些地方,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上海最好。生活好,天气也好,北方风沙太大。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 卢景贵(1881~1967),出生于辽宁沈阳。1913年作为东北首批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教,1921年后,历任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程师、四洮铁路工程局局长、交通部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47年被聘为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顾问。
- 王永江(1872~1927),奉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人。奉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曾出任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兼东北大学校长,奉天省代理省长等。
- 班威廉(1906~1993),英文名字是William Band,英国人,夫人克劳尔。1926年毕业于利物浦大学。1929年来华,1932年起任教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夫人克劳尔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1942年返回英国,后到美国任教,加入美国国籍。
- 张云(1897~1958),广东开平人。1920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校长等职。
- 何增禄(1898~1979), 浙江诸暨人。192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次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和物理系主任。1955年调至清华筹建工程物理系。
- 卢于道(1906~1985) ,浙江鄞县(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和心理学系。同年赴美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等。
- 程开甲(1918~),江苏吴江人。中科院院士(1980),两弹一星元勋。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江都人。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次年转入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学习,1928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参与研究,1931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海洋大学任教授。
- 石之琅(1918~1999/2000),浙江新昌人。1939年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4年后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至厦门大学。
- 王谟显(1907~1973),浙江奉化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副校长。
- 苏步青(1902~2003),原名苏尚龙,浙江平阳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职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校长。
- 周世勋(1921~2002),湖北黄陂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天津北洋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
- 谢希德(1921~2000),女,福建泉州人,谢玉铭之女。半导体专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史密斯学院,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2年9月取道英国,与在剑桥大学刚刚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未婚夫曹天钦一道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曾任校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