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
采访人：王德禄、武文生
访谈时间：1990年7月29日
访谈地点：北京袁翰青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程宏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2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3年回国，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通讯》经理编辑、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及化工系主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科院西北分院秘书长、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等职。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研究、中国化学史研究以及科技情报研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王德禄：请您回忆一下，您在清华读书期间的一些经历。
袁翰青：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当时我没有被打伤，但是我的同班同学韦杰三被打伤致死了。如果你们到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去，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碑，是个断头碑，那是韦杰三的纪念碑，碑上有很详细的记载。
清华大学以前叫清华学堂，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清华学校，那些学生只需念到二年级就可以去美国留学，接着念三四年级。我上学的时候清华学堂已经改名为清华大学了，我是清华大学第一届，一班的。当时化学系有十几个学生，和我同班的有好几个人，王淦昌和我是同班的，不过他是物理系的，后来比较出名。王淦昌比我小一岁，我今年83岁，他82岁。他的身体比我好，以前我得过脑血栓，右半身瘫痪，已经在床上平躺了六年。开始去一个很小的医院看病，又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当时，两个人一个房间，治疗了两个月，原本以为再也站不起来了，治疗以后居然能站起来了，扶着拐棍还能走路。我出院以后，科学院的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都以为我活不了了，没想到还能站起来。那时候得了脑血栓的，在医院治疗的，有很多人已经死了。
王德禄：你们当时读书是怎么个读法？
袁翰青：1928年暑假，为了出国，我又重新参加了一次考试，考生不只是清华的，也有外校的。比如现在有名的冯德培就不是清华的，他是从上海一所学校考来的，搞生物化学的。出国的学生，现在有几个人已经死了，我们的同班同学至少有五个人在台湾。再有一个做买卖的同学叫马师儗，后来挣了大钱。当时我的同学在我之前没有北京来的，比我晚来得有四个，都是美籍华人，从美国来的，没有大陆来的。
王德禄：吴健雄是你们同学吗？
袁翰青：不是，我在中央大学的时候教过她。我在中央大学教了九年，后来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我跟着去了。在旧社会，派系斗争很厉害，我是清华大学的，到了中央大学（现在改名为南京大学），他们开始排挤我。当时中央大学有一部分人出国了，留在国内的只有几个人，现在大部分在台湾，最有名的是张其昀。张其昀曾经很受国民党的重视，现在已经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左派人物，但突然就被划成了右派。
王德禄：到了甘肃，您是甘肃科学教育馆的馆长。您在科学教育馆主要做哪些工作？
袁翰青：抗日战争后期，有一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代表团到甘肃考察，认为西北教育落后，有必要成立一个科学馆。英庚款董事会提供赞助，推广甘肃的教育事业，并成立了甘肃科学教育馆。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中学都没有实验室，现在谈起来感觉很可笑。有位校长说我们要创办一个科学教育馆，让中学生都到这里做实验。当时科学教育馆前面有个大礼堂，从外边来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去科学教育馆作报告，那里集聚了很多来自清华、北大的避难的教授。我在科学教育馆呆了三年多，还在西北联大兼课。那时候所谓的兼课不是指同时上几个学校的课，我一个礼拜去西北联大两个半天，我教物理系化学，因为没有人教这门课。
王德禄：您这一生做过很多事情。比如说刚解放时您担任过文化部科普局的局长，那是什么背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袁翰青：当时的工作就是做幻灯片，做报告，做科学普及。我工作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反右运动以前比较顺利，反右运动开始后，把我划成右派，可以说栽了一个大跟头。
王德禄：您当时比较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哪些领导人接触得比较多？共同经历了哪些事情？
袁翰青：我与刘少奇接触得比较多。刘少奇到科学普及局参观，和很多外宾一起排队等候了很长时间。因为刘少奇的爱人王光美是学科学的，她喜欢探讨科学方面的事情。王光美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就是现在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一部分。
1948年我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三年都没有转正，不接收我的理由，是有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因为之前我承认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初期，凡是承认加入过国民党的人都不允许加入共产党。
王德禄：解放后，国内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是第一个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运动。你们科学普及局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吗？
袁翰青：不需要。当时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而且在机关工作，只有北大、清华开展这个运动，党内成员已经开展过了。改革开放后，胡耀邦对我比较了解，认为我是政治平反的对象之一，他来看我，来过好几次。我和胡耀邦很早就认识了，我很佩服他，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很高的位置上。我这是十号楼，胡耀邦自己的亲侄女、侄女婿住三号楼，很简陋的三间房。
武文生: 您很早就参加九三学社了吗？当时您在兰州工作还是已经到了重庆？
袁翰青：我很早就参加了，那时候还不叫九三学社，叫民主科学座谈会，当时我在兰州工作。本来九三学社不叫民主党派，叫学社党，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没有九三学社的代表，就因为毛主席知道李漱清参加了九三学社才开始合作的，李漱清是毛主席的老师。九三学社设参议委员会，王淦昌是主任，副主任有八九个人，我是第二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黄其兴。
王德禄：解放前参加进步活动，您和中共党组织内部的人有联系吗？
袁翰青：我经常与仓孝和联系，不幸的是他已经去世了。仓孝和是我的学生，解放前他去教会学校教书了。党组织派仓孝和来看望我，当时仓孝和的上级是刘仁。
1990年王德禄（右一）、武文生（左一）采访袁翰青合影
武文生：您入党是不是仓孝和介绍的？
袁翰青：我入党有两个介绍人，一个是仓孝和，另一个是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武文生：解放前，在北大的时候，他们跟您有联系吗？
袁翰青：有联系，当时我是北大的教授。
王德禄：那时候教授跟共产党联系密切的多吗？北大有多少个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翰青：北大有两个。当时北大共有六个学院，有文学院、理学院、化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
王德禄：两个。那另外一个是谁？
袁翰青：张贻侗。
王德禄：反右期间，有多少学部委员被划成右派？据我了解，有9个。
袁翰青：当时开会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便“引蛇出洞”。有很多学部委员都被划成了右派。我记得是1957年6月30日，郭老请大家来开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了两三天，这个会议的文字材料都在科学院。当时很多人参加了会议，有学部委员，还有科学院的一些负责人。会上有些人总是不讲话，于是我在会上简单讲了几句。我说，中国的科研事业很重要，科学院作为研究机构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应当把高等学校作为科研的重要阵地，不能疏忽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这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当时我们的发言没有记载。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引蛇出洞”，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王德禄：当时您受批判了吗？
袁翰青：我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成为右派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我不但工资降低了，还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军分区去劳动。名义上我是九三学社下放的，实际上是科学院告诉统战部把我划成右派的。因为我跟科学院科技情报所的副所长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吃了很多苦头。那时候打压一些比较年轻的城里人，军管的人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别想回来了，就永远在农村生活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69年，整整三年，我一直都在农村生活，在那里学习。
王德禄：反右运动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批判过您吗？最大的批判来自哪里？
袁翰青：报纸上没有批判，最大的批判来自九三学社。我被划成右派以后，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在九三学社，他们没有退给我，平反以后材料上已经改正了。
王德禄：当时您被划成右派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关于科学院与高校关系）吗？有关于别的事情的材料吗？
袁翰青：其他的也有，文化大革命以后烧了，但是主要是这件事引起的。
王德禄：请您大概讲一讲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研究在科研关系上争论的历史，就是所谓的“科学院是火车头”，其中哪些人同意科学院做火车头，又有哪些人反对？
袁翰青：当时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大学是以教书为主的，科学院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是受了美国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确也是如此，没有科学院，有些刚从国外回来的人也同意我的观点。九三学社说，刚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不了解情况，可是你已经回来很多年了，有些话就不应该讲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学习苏联，谁说美帝有一点点好，就被打成右派了。为此，他们把我划成右派，后来给我平反了。一开始只给摘了右派的帽子，就是摘帽右派，但是没有平反。那时候我写的文章依然不能使用我的名字，不过偶然一两次也会用我的名字。
本来我应该是左派，被划成右派还主要是因为早期在科学院我说过“为什么不能讲有关党不正确的话，而必须讲党正确的话？”。
王德禄：反右运动以后，您不能当领导了，又继续做其他的工作了吗？
袁翰青：当时我翻译了几本书，一本是《只有一个地球》，美国人编写的。这本书翻译出来，出版的时候遭到批判，他们说书里讲的都是“苏修”、“美帝”那一套，认为这是反动。如果书里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可能我就不会受批判了。当时书印刷的不多，不大好借，可是我把书借出来了。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不过前言不是我写的，翻译人员一览里没有写我的名字。
我这里还有两本书，为了中国搞原子弹而写的，一本是《硼烷的制备》，另一本是《氟工业制造技术》，都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都没有用我的名字。我那几年写的都是一些很泛的东西，比如《鼓浪集》，文章很短，我还写了一些历史性的文章。过去有一个秘密组织叫“民主革命同盟”，王炳南是主要的负责人，王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他们两位都已经去世了，当时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属于秘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因此普通群众是不允许加入这个组织的。
王德禄：您熟悉曾昭抡的情况吗？
袁翰青：我跟曾昭抡很熟。我写了一篇关于曾昭抡的文章——《平生风义兼师友》，发表在《人物》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费孝通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曾昭抡和另外一个人找我们去的，我们讲得很广泛，谈话的主要内容我这里有。你们要想知道曾昭抡更详细的信息，得到更多的关于他的材料，可以去找王治浩，他是化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实际上是《化学通报》的负责人，他把曾昭抡写得很详细。
王德禄：您能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化学史和化学学会吗？
袁翰青：关于化学的历史，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我们化学学会成立到现在，有五十多年了，我这里保存了一些简单的材料《中国化学五十周年》，你们可以拿去用。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化学史方面的文章。
- 韦杰三（1903～1926），广西蒙山人，壮族。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3月18日，参加抗议活动，是“三•一八”惨案的主要牺牲者。
- 冯德培（1907～1995），浙江临海人。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1930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赴英留学，1933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历任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等。1945年出访英国和美国进行合作研究，1947年回国，1950年后任中科院生理所所长，1981年后任中科院副院长。
- 吴健雄（1912～1997），苏州人，袁家骝夫人。核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1958）。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1936年入美国加州大学留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4 年参加了“曼哈顿计划”，1952年后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教授。1975年获美国总统授予国家科学勋章。
- 张其昀（1900～1985），浙江宁波人。192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史地部。1927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部长等。
- 李漱清（1874～1957），湖南湘潭人。毕业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曾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和办《政治周报》。
- 黄其兴（1929～），昆明人。1948年留学法国，1954年毕业于百艺学院硅酸盐化学专业。1955年回国，任职中科院土木建筑所、大港油田规划设计院，石油部施工技术所等，1987年，任天津市塘沽区副区长，后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仓孝和（1923～1984），郑州中牟人。1954年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1978年调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
- 刘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土家族，四川酉阳人。193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 王汉斌（1925～），福建省惠安人，彭佩云丈夫。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任中共仰光区委委员，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1949年后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张贻侗（1890～1950），字小涵。安徽全椒人。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
- 王昆仑（1902～1985），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2年参加国民党，1926年起历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6年夏赴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 王治浩（1938～），山东淄博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7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负责筹备《化学通报》的复刊工作，后任该刊编辑部主任和专职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