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很快，华贻芳同志去世已经4年了。很感谢长城研究所和实业家协会举办这个追思会，使我们有这个机会共同缅怀华贻芳同志。我和华贻芳同志相识合作时间不是很长，只有3年。但是这3年的相知相识和亲密无间的合作，给我晚年生活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最初是我在2002年写了一篇征求意见稿，题目叫做“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12万多字。这篇稿子我概括了4句话：把企业还给职工，把土地还给农民，把政权还给民众，把文化还给社会。华贻芳同志看了这篇征求意见稿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很赞同我的观点，希望能找个时间见见面，交换意见。我非常欢迎，于是他就来到我家里。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第一，我感到这个同志非常坦诚、非常热情；第二，在我们所交换意见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特别是肯定所谓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非常荒唐的概念，认为市场经济应该以民有经济为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一致；第三，1948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他父亲华岗同志写的一本书，叫《社会发展史纲》，对我很有启发。后来对华岗的不幸遭遇我非常同情，也为他难受。所以和华岗同志的儿子华贻芳在一起交谈，很自然地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一席长谈，奠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帮助我走出小圈子，去观察更宽广的世界。我这个人不善交往，联系面很窄。特别是当了21年的右派，使我与世隔绝，而“六四”以后又受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所以更加显得落落寡合。华贻芳同志帮助我走出了这个困境。在我的晚年生活中，我能够把一生的体验、反思和知识贡献给社会，这跟华贻芳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比如他把我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印了200份，使我的观点能为更多人所了解。他不仅把我的征求意见稿给了胡绩伟、钟佩璋等同志，还把我带到他们家里，让我跟他们认识。这使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同志，而且从此建立起与他们之间的友谊。他鼓励我上网、学电脑，说这个很简单，让我不要把它看得太复杂。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特地把我带到朱厚泽同志的家里，让朱厚泽给我介绍他的体验。我和朱厚泽原本就认识，但是不知道他学电脑。在华贻芳的鼓励下，我从2003年底开始学电脑、上网。上网不但给我打开了视野，看到更广阔的新世界，而且使我发现了一个我晚年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十分广阔的舞台。上网以后，激发了我写文章的积极性，五六年来我一共在网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这个跟华贻芳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我同他合作，主要在民有经济的问题上。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民有经济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后来他写了很多文章，我也写了很多关于宣传和鼓吹民有经济的文章。本来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同志准备把华贻芳和我所写的关于民有经济的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结果华贻芳突然去世，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可惜。我和他联名在《同舟共济》上发表了一篇鼓吹民有经济的文章，我们两个人还共同署名上书温家宝，就民有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2007年出版的《民营经济词典》上，还收集了民有经济的条目，这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已经开始为理论界所认识。另外，他带我到太原、合肥参加民营企业家的两次会，在会上我都做了发言，宣传、鼓吹民有经济。特别是在合肥那次会上，我作了题为“正确认识民有经济”的讲话，对民有经济进行全面的论述，指出民有经济：第一，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是实现社会公有制的必由之路；第三，是孕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第四，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我事先都跟华贻芳交谈过，他都表示同意，并给我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

      非常遗憾的是，华贻芳去世以后，我就基本中断了和民营企业界的联系。华贻芳是我和企业界，特别是科技企业界联系的桥梁，很多活动都是他带我去的。我还经常阅读他主编的《泰山通讯》，以及从《泰山通讯》上知道的《民营经济内参》。华贻芳去世后，《民营经济内参》就成为我了解民有企业的唯一渠道，这几年我所写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维权运动、时政热点等方面，关于民有经济的文章很少。华贻芳2005年去世后，我2006年还写过一些有关民有经济的文章，比如反对垄断。特别是“36条”发布以后，我写了好几篇论述民有经济应该进入垄断领域、取代垄断经济的文章，但是2007年以后就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回顾起来，我感到对华贻芳有点亏欠。他生前热情地鼓励我跟他一起鼓吹、宣传民有经济，而他去世以后，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我把这个工作放下了，觉得很对不起他。借这个会，我郑重表示，今后将把鼓吹、宣传民有经济，同维权、公民社会、时政热点等等，一起作为我今后写文章的重点，弥补我的亏欠。

另外，我想在这个会上重申华贻芳和我的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民有经济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当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都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华贻芳和我从来就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一致认为，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应该是民有经济。所谓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吗？这个观点就是违背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联合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职工应该在企业里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在国有企业里面，职工毫无权利，既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没有参与管理权和利润分配权，所以不是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自由竞争，而国有经济是垄断经济，垄断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扼杀自由竞争，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以垄断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垄断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容的东西，要完善市场经济，可是又要以垄断经济为主体，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里提到，鼓励私营经济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以及国防科技等垄断行业，但是4年以来，这些方面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贯彻。相反，有些垄断部门或它们的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些更高的门槛，阻止民营企业进入。所以民营企业界就有所谓“两门现象”的议论：一个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个是“弹簧门”，刚进去就被弹出来了。所以，垄断经济如果不突破、不改变，不拿民有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就完善不了。可见，突破垄断，让民有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使垄断经济融进市场经济，是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应当促其实现。目前出现的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市场经济的退化。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呼吁有关当局重视并且扭转这个危险的趋势。

      第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不是任何政党所能代表的，只有能够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并且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的实业家，特别是科技实业家，才有资格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在合肥的讲话里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味着每个历史时代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精尖技术，都是推动那个时代的生产力的杠杆。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科学技术只有应用于生产实践，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科技实业家是把科技和生产连接起来的纽带，是使科技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能动的力量，所以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华贻芳和我的共同观点，即民有经济的企业家，特别是科技企业的企业家、实业家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华贻芳对民有经济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民有经济进入垄断领域、取代垄断经济，有着深切的期盼。在为这个追思会准备发言的过程中，我感到我近两三年来对民有经济不够关切，没有更多地为民有经济的发展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这是对华贻芳的友谊和合作的一种亏欠。为了弥补这个亏欠，我准备在今后的思考和研究中，除了继续关心维权运动、公民社会和时政热点等问题外，同时也把民有经济列为关切的重点，以此来安慰华贻芳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