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有两个意义：第一，人走了，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想着他的重要，想着离开我们之后，大家更加怀念；第二，套用“四五运动”时候北京传诵的一句诗：金猴奋起千钧棒，只缘妖雾又重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是因为“只缘妖雾又重来”。我认为的确是有妖雾。

      我先讲第一点。老华是为民营企业鞠躬尽瘁，他不求名不求利。老陈（庆振）是过来人了，这个秘书长是最苦的了，上面得参加政务，路线、方针这一套都得参加；又要管很多事务，日常的、琐碎的都得管，辛苦得很。老华一辈子都是秘书长，一辈子在辅佐别人做事情，其实都是他在呕心沥血，不求名不求利。1989年以后，他有一次来找我，说：你也快退休了，民营企业家协会老陈（绳武）快要退下来了，你能不能出来当这个民营企业家协会的主席？我说：我个人对这个不了解。一要企业家赞同，第二因为当时归宋健管，得看宋健的态度如何。他说宋健很赞成。其实宋健很为难。他倒不是两面派，实际上他是认为不能让我担任。我说：老华，其实不应该找这个人找那个人，你就是最合适的。年龄、经验、热心程度、对企业界的熟悉，没有人能跟他比的。企业家协会，你来做是最合适的人。他坚决不做，说：我不能做，我还是干我的秘书长。老华这个人才，不用太可惜了。

      老华与民营企业家不是一般的私交问题，他是充分地、真正地认识到民营企业对我们国家兴亡的关系。我们讨论很多次，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老百姓“三个没有信任”：第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搞了几十年，社会上的老百姓搞得越来越穷呢？民生越来越困难；第二个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好不好。你领导的结果积怨甚多，冤案累累，怎么解决？对党的领导没信心，对社会主义前途没有信心，所以国家向哪里走？我说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臣就是民营企业，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民营企业挽救了社会主义，功不可没》，的确是挽救了社会主义。大量的国企亏损，大量的国企裁员，日子怎么过下去？如果没有这一批创业者，从个人创业到形成新的企业，没有这一大批企业出来，当时二百几十万家的民营企业、两三千万的个人创业者，中国经济能够复兴吗？人们能重新对社会主义怀着信心吗？能重新对共产党抱着希望吗？没有。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个时候有个争论。1989年“六四”之后，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讨论到民营企业，一位领导同志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就是官办的？官民对立起来行吗？他反对。当天晚上华贻芳就找我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老华就找很多的理论根据，从党的历史文献一直找到苏区。瑞金政府时期、苏维埃政府时期，那个时候毛泽东都讲过要有民办。我们有民办学校、民办中小学。都有民办，为什么我们企业就不能有民办？当然，后来的发展超出这个争论了，从民办到民营到民有。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民有是相当重要的，老百姓穷得已经没有东西了。1978年时，城市里没有固定资产，没有房产、不动产，只有一点所谓金融资产，就包括银行存款，其他有价证券也没有，有一点现金，全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现金）是390亿。当时9亿人口，人均40块钱，这40块钱是28年积累下来的，每年省1块半钱，即收入用完后剩1块半钱。这390亿就这么积下来的。穷到这个程度。怎么改变？怎么真正做到民有？毛泽东开始讲新民主主义，就是新的“三民主义”嘛。新的“三民主义”怎么做到呢？没有做到嘛，就急急忙忙搞所谓社会主义了。所以就整个把我们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老华提出民有经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真的是藏富于人民群众之中，老百姓要有一点财富。

      当然，老华不仅是在民营经济上的认识比人超前一步，他还有更深的认识。我认为华贻芳同志是一位我们改革开放的非常积极的、忠诚的、热心的人士，他远远不仅是讲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像他跟杜光同志到几个老人家里去，当初他到处跑，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杭州地下党既有许良英、范岱年这些同志的结合、联系，也有王维澄、朱通他们的联络。但是他的思想观念一直是推动改革前进的，不仅经济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他后来没有办法了，没有别的路了，没有别的岗位了，就搞上泰山研究院，在泰山集团办了一个《泰山通讯》。我今天实实在在地说一句话，老柳、老段都很担心这个《泰山通讯》太敏感了，它反应很多政治倾向性的东西。其实今天拿来看看，一点不奇怪，都是应当说的话。当时真是很困难，最后就不得不往下收手，很难办下去。所以他的抱负根本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他实际上远远不是一个经济改革，而是积极地想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么一个改革的热心者，他不仅做理论、做宣传工作、做思想工作，而且他和民营企业家有生死交往。像史玉柱同志的事情，在珠海盖楼。当时我们议论，大家都不赞成，说不应该转到这个上头去。但是后来盖起来了，发生很多困难。以后再进一步追究他的责任，巨人集团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史玉柱非常困难，来找我，说：怎么办哪？怎么救救史玉柱呢？他并没有个人利益在里边，他完全是出于对民营企业家的关心和爱护。想尽办法，到处去鼓吹、去活动、去挽救巨人集团。当巨人集团又重新辉煌起来，他并没要求得到什么好处，从来没有过。科海集团的时候，一下子宣布就把陈庆振排除掉了。老华就找我来商量，我说赶快活动活动。后来又重新请老陈到泰山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不能把老陈对发展中关村民营经济有重要贡献的同志排除在企业之外。实在太不公道了。金燕静被抓了一条走私的问题，把她抓起来了。他也到处呼吁。那时候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会到哪一步，所以就专门打电话找老柳，说：老柳，你们跟我讲个实话，你们是不是也有走私零配件的问题啊？其实我知道都有。老柳不做正面的回答，只是说不走私进来成本根本打不下去，根本无法抵抗市场竞争。我们国产装配的机子怎么能够竞争得过呢？我本来想动员发展中心去专门做一次调查，从内部向中央反映一下。因为当时IT产业里，如果进口零部件问题不解决免税这一类事情，恐怕很难维持下去。但后来情况有些变化了，这个就没做到。他当时为了金燕静，也是到处去奔走。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当时我跟他讲：我在科委工作的时候专门成立一个法律部门。我建议你这个民营企业家协会，别的不要考虑，首先设立一个法律事务所，专门为被打击了的民营企业家做法律上的辩护。但是后来大概也没有能够实现。
老华并不是谋求个人私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说有一个高干子弟的利益集团吗？其实华贻芳也是高干子弟呀。

      第二重意义，就是现在更有现实意义的，只缘妖雾又重来。刚才讲到山西省的煤炭事业要重组，国进民退。我们现在不仅实际的路线上是这样做，理论界的问题更严重。那种极端的想法，比如公开提出来要为“江张王姚”平反。这种人也是甚嚣尘上的，正式写文章、正式出书、正式出版发行。这还不算。现在大量的官方人士，不是很少数，管企业管经济的官方人士里边，到底怎么认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国资委的观点是最典型的。国资委过去不讲话，国企维持不下去，那时候大量裁员，大量卖掉国资企业、亏损企业，那个时候不讲什么话。当时叫经委，后来叫国资委了。现在它不止讲话，前两年就说什么：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我为什么讲改革开放以后救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呢？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维持不下去了。现在靠垄断局面维持下来，结果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它又变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成共产党执政基础。如果没有前几十年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变化，中国整个竞争能力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变化，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那时频临崩溃的边缘啦。但是现在又提出新的观点来了，叫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长子，大儿子呀。长子还不够，叫亲生子，它是亲生的，你们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是旁枝的，是二房、三房的。还不够，叫做独子。那好啦，就它一个，你们都不算。比那个讲得更彻底了。而且提出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更加凶猛一点。所以中央36条等于虚设。党中央的决议叫“两个坚定不移”，等于没有。就是要发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靠垄断。所以今天，社会体制改革自不必说了，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是动荡中间向后退。以前还宣布国一个六大产业，现在就不是六大产业了。现在搞房地产，房地产价格这样飙升。然后又去炒金融了、炒股票了，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这样搞法，我们的改革以前的成果都丢掉了。有很多理论家写文章：第一，连你们搞市场经济的老祖宗美国都发生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了，你们这些新自由主义分子还跟着人家的路子走？还搞什么市场化、改革？这是一条论据；第二，你看，我们现在经营得多好啊，利润不断地升涨，世界500强里面我们有多少个。

      现在，包括社科院前副院长，我们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刘国光有一个头衔，由于对改革的经济学有贡献，成为我国国家发改委发起的经济学奖的4个人中间的一个：刘国光、马洪、吴敬琏。可是现在他反过来了，写了系统的文章，说现在有人用后三十年贬低前三十年，前三十年我们也发展得不错，那个计划经济也搞得很好。很好搞什么改革啊？当然，今天为了说得前后能够完善一点，能够有些连贯性，就找了毛主席很多话。毛主席七大的时候讲，中国资本主义还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这话也对，毛主席1945年七大的时候是这样讲过。可是1945年讲的，不到10年，还不到1954年就颠倒过来了，说现在不是要搞十几年才消灭资本主义，是马上要转变，马上要过渡。那么我们就出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是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我们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现在变不变呢？恐怕现在已经有人又重新想搞三大改造了。

      第三，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大吃一惊。这文章居然这么写：批判某些人讲什么要否定斯大林模式。他说哪里有什么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应该肯定它。否定斯大林模式，我们党的十四大专门有一条决议，就是将我们不能学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不就是斯大林模式吗？现在居然就讲这个：没有什么斯大林模式，要有的话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找斯大林模式去？老实讲，我们现在这套做法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所讲的社会主义就三条：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路子上来吗？我就不去解释国有经济到底是什么了。希特勒搞国有经济搞得最厉害了。所以不能光看国有经济四个字，我们的国有经济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一个平安公司董事长就能够拿6000多万。

      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式，是很危险的。改革倒退这个局面不遏制、不改、不解决，我们不重振旗鼓向前进，大家一心一意地搞改革、搞开放，那中国的前景很难想。当然，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那些传统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不解决，很难解决。最近有人就写文章说，为什么刘少奇没有形成一条路线？因为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们都是同意毛泽东的观点的，好像是取得完全一致的，所以才有过渡时期总路线出来，才有过激地搞社会主义。明明有党内的不同意见嘛。当然，由于我们过去的专制主义、过去的个人迷信，刘少奇、周恩来摆脱不了他的局限性。邓子恢当时就是被错误的批判了，他就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做法，他们最早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都同意了，要停一批、缓一批，还有解散。但是后来都反过来了，一下子把人家都批倒。这叫什么一致啊？这是一种权威，非正常的权威压制了党内的民主，而造成这种结果。这说明政治体制不改是不行的。这种传统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