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华老接触过几次，他对我们报纸非常关心，在我们报上发过一些文章，我们的记者也采访过他。他当时在协会工作的时候，每期的研究报告、杂志都给我们寄。我有时在开会等公共场合见到他，但是不像各位老师和他有很多私人交往。听了各位老师的回忆，对华老有了更多的了解，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作为一个长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尤其看他编的《泰山通讯》，一看就知道是非常有见识、有胸怀、有良知的人做出来的刊物。

      华老推动的工作主要是民营经济，这个工作当时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华老的意义就在这里，改革的路还非常长。我个人对民营经济关注比较少，但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关注比较多。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企改革疾风暴雨般地推进。作为记者，从那时开始，我报道过很多地方的国企改革，比如太原第一纺织厂的破产，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破产案，我做了报道。那个时候改革的冲突时非常激烈。后来我还做过一些地方的报道，如海城。海城的报道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当时我们的标题叫“海城改制，以卖为主”，现在反思起来我觉得有些过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的国企改革而言，其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企业家资源比较深厚的地方，国企改革就容易取得成功，就少一些摩擦，就少一些社会冲突。就会比较平顺地实现转型。因此，改革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讲“国进民退”，这个趋势确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就在咱们这个会议室的旁边，正在开一个山西的煤炭会议。据说2000多家煤炭企业要变成100多家，这意味着大规模地消灭民企。民营企业要成批成批地取消掉，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根据我看到的材料，各个地方盼中央企业就像盼解放军一样，盼望“中央军”来重组、收购。这对民营经济的压力我想也是非常大的。总体上可以这样说，出现了一个国有企业重新复兴的趋势。在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的时候，国有企业像过街老鼠，大家都说要改革，否则活不下去了。而且，我说是暴风骤雨似的，像“文革”搞运动那样大规模改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大概损失了3000多万就业机会。但是现在，国有企业又重新复兴了，大家都觉得它非常好，是中国崛起的支柱。我最近看了一位学者研究日本崛起的文章，作者说，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企业的崛起，如果研究日本的崛起，很简单，只要研究他的几百家企业就行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要想崛起就得依靠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大型的中央企业。但是我觉得这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如果缺乏竞争，如果没有激烈的竞争环境，我怀疑这些大企业的效率是否能够提高，也就是说，现在的国企复兴孕育着未来的重新改革。这个改革仍然有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就是对民营经济的排斥。如果民营经济不能够很好的发育，受到压制，它的各种权益得不到保障，对于总的经济结构将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一般都认为国企的效率是不高的。我最近看了一些人的研究，与民营企业比起来，国企效益是比较差的，在解决就业上贡献也很小。现在大概不到10%的就业在国有企业，其余工作机会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国有企业是支柱，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如果仍然按这个思路走的话，经济结构扭曲就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纪念华老意义很大，他的精神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精神资源对于思考中国以后的改革很有用。改革还会继续进行。复兴也好，回潮也好，历史迟早会把它纠正过来。纠正过来仍然要靠华老一直呼吁的民营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