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探讨中国智库的地位和作用,要联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而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问题构成中国智库的特征和使命,即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是中国智库真正的历史、实践和逻辑起点,也是今天研究和推进智库建设的基本依据。
本文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为案例,梳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战略与智库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揭示当代智库发展与传统文化资源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开篇: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看,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问题构成中国智库的特征和使命,即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是中国智库真正的历史、实践和逻辑起点。站在齐国故地,感受稷下先生的思想力量。
齐国“稷下学宫”想象图
两千多年前齐国稷下学宫的智库模式是世界智库的起源和早期模型。而有效地吸取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提升智库思维主体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中国智库与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包含着文化自觉和价值取向的抉择,也应该含有对当下智库模式的启迪和智库职业角色的定位及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智库发展还需要有远大理想与人文情怀。
从改革开放40年的视看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小康社会建设大战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必须坚持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战略目标。在新经济时代,智库在从文化自觉到“思想再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了更大的作为空间。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在研究中国智库发展路径和本质的过程中,不能“循名责实”,主观地把源自欧美的“智库”概念去到处套用。这会得出“白马非马”的论断。实际上,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问题构成中国智库的特征和使命,即首先是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是中国智库真正的历史、实践和逻辑起点,也是中国智库与欧美智库的最大区别。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受特定历史条件和体制的限制,中国智库主要集中于体制内部。除少数国有事业型研究机构外,只有少量高等院校会参与部分政治决策的研究。受当时国内大环境影响,这些智库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宣传与理论解释服务,而非提供政策预案或参与决策支持。因而并不能把这些机构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如1956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早先的工作只是为政府收集整理国外相关领域的信息情报,并把国外的相关情况提供给政府做借鉴之用。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决策机构所面临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和决策问题的难度也不断加强,因此,中央和地方各级决策机构制定决策方案时,需要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提供智力支持,中国迎来智库发展的第1个“活跃期”。1981年国务院先后成立4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国务院将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3 家进行合并,组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人员也被纳入发展研究中心。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开始重新组建,并发挥政策决策咨询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战略目标。国家治理层面软科学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理论和智力支撑,这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官方智库快速发展,民间智库也开始起步。1986年,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提出了软科学发展应为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服务的战略任务。万里的报告把当时决策的所有弊端都讲到了,包括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反思,等等。因此,中央提出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应当说是改革开放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一场革命。当时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软科学与科学学。围绕软科学这个大平台,开启了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软科学与相应机构的设立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阶段和智力支撑。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智库发展一度停滞,但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为智库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万里
这一时期,中国智库发展的政治大环境相对宽松,政府对智库参与决策的需求也相对比较迫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每一项重大方针及决策方案的出台,都是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再经过认真调研,反复进行科学论证而做出的。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政策咨询最活跃、取得成效最大的黄金时期,这为之后智库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今天智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要求。中央提出“新型智库体系”这个范畴,其含义是突出思想市场对改革开放的助推作用,同时也突出强调了智库所应该具有的软实力意义。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其中对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历史承载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新特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前瞻性思维和科学决策,客观上要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智库机构和专家网络,发挥“大科学机制”的独特优势。官方智库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直接为政府决策服务,在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的同时,更加强调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这是由国家行政管理的特点所决定的,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这种特点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会产生“路径依赖”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各类智库应该始终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构建跨领域、全方位、生态化智库机构和专家网络,使智库能够通过敏锐的触角、战略新思维、深入的观察和坚实的前瞻性理论研究,提出适合新时代要求,更有效推动全面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引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快速准确的战略洞见。在新时代,信息大爆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在巨量信息噪音和干扰中,如何准确快速甄别大数据中所蕴涵的机遇与挑战,穿透信息海洋高效决策、识别个性与独特竞争力、探索新规则并抢占新制高点,成为中国智库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新要求。
智库发展需要跟上时代,也要有理想与情怀
如上所述,从智库发展案例的角度看,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GEI- 长城所)1993年创立,到2018年正好是25周年。25年来长城所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构建以科学技术为智力资源,为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服务的专业智库。长城所在性质上是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其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主题之下一个社会智库成长的历程。
长城所25年的成长过程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长城所创始团队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在各自领域有一定的学术成就。有做科学哲学、科学史,包括共和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的,也有从事软科学和哲学研究的。从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来看,这个团队关注新技术革命的讨论,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等。其中标志性活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推出了《科学与和平》丛书,王德禄是执行主编,来自北大的武文生也参与其中。刘志光的《东方和平主义》(1992年出版)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做了一个新解读。其主旨是通过科学与和平研究推动中国走和平与发展之路。这个时期的学术训练和价值取向都为长城所智库的价值观和行为操守以及外在形象奠定了基础。长城所成立后,正好与国家科委提出的“发展市场上的软科学”的战略相一致。
《科学与和平》丛书
长城所创业和积累的经验有两个方面。首先,智库的成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创始团队的“品格”,其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决定了智库的“品格”。其次,创始人的眼界和格局决定了智库的走向和前途。长城所王德禄所长是从中国科学院政策所出来打拼创业的。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做过编辑,对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及社会,甚至与国际关系都有着比较深刻的洞察和了解。他的眼界和格局,决定了长城所后来所涉猎的业务领域。长城所25 年的核心能力就是建构在这些领域中的。这些决定了25 年来长城所能够不断壮大,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一直潜心于科学技术与新经济这个领域,特别是在新经济和科技园区的领域中发展。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王德禄
长城所经历了由民营咨询机构向新经济咨询机构转型的过程,其中大量的研究是企业与经济咨询及研究工作。长城所属性很多,是咨询研究机构,也是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科技智库。有人经常问:究竟如何区别中国的咨询机构与智库?这是中国的研究者、智库排名机构,特别是咨询与智库之外的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长城所实际上是两者兼而有之。长城所的历史表明:智库无官民,思想在市场。官民的分法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由中国市场经济和思想市场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长城所的项目一定要把其所具有的智库功能提炼出来,去传播,去影响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知识贡献。长城所同仁一般具有两个身份:咨询师和智库专家。长城所智库报告比较有影响的是《京沪深三地比较》《关于北京引进智力机构的报告》等等。这些为北京市重大发展战略的决策起了智力支持作用。还有《关于发展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等报告。最近5年,长城所更像一个生态型的研究机构,也就是现在称为的新经济智库。
长城所的智库体系是立足北京、区域布局、辐射全国。长城所的业务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来自于京外。预计在2019年将有15个外省市业务中心。长城所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是走向平台,就是加强北京、外省市及中央相关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结,形成一个大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工作。保持一个智库品牌,3个创新服务平台,包括商学院。目前成立了大数据中心、平台业务中心,等等。
长城所的核心能力是为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决策提供咨询及智力支撑。涉及的服务领域包括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区域经济、创新生态,等等。高新区决策咨询是长城所的第一品牌。可以说,中关村的崛起有长城所的功劳。有相关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长城所是中国科技园区咨询的第一品牌。所以长城所是科学技术咨询的专业智库。特色业务包括科技园区发展,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等等。长城所强调创新方法的探索和研究。王德禄所长专门出了一本关于新经济方法论的著作。现在“创新双月谈”已经成为长城所的品牌,还有定期发布的独角兽报告,等等。
另外,长城所一直跟踪并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印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中国的科技(园区)力量输出到东南亚和印度。这正在改变传统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包括地缘的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未来可期。长城还所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王德禄所长每年都会去考察工作,积累数年踪迹和心得,写了一本书,就是在“一带一路”上讲中国的创业故事、科技园区的故事、IT 的故事。
在稷下学宫感悟中国智库的文化自觉
讨论传统文化与智库建设要从文化自觉开始。人与历史和文化的联结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本文讨论稷下学宫与中国智库建设的关系,借用佛家的道理,这就叫“缘灭缘起”;先贤则说世异备变。我觉得其中的核心要义是文化自觉。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我们在文化上进行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所以不能是工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淄博很少听到齐国的故事。为什么呢?“缘灭”;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传统成为我们的重要社会资本。到了今天,党中央号召建设新型智库,于是稷下学宫的“缘”又起来了。实际上稷下学宫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无论是从它的地表、文化、人物和思想来看,完全具有这个性质。文化要靠自觉才有自信,如果没有自觉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我们经常讲中国智库自信,但是智库的自觉在哪里呢?文化自觉要靠内省,要有批判的理性精神。自觉之后才有真正的自信,这与王阳明的心学是相通的。这也与我们智库的境界和操守息息相关。
在淄博,自然容易想到稷下学宫的老先生孟子。在“齐宣王问”中,孟子为什么避而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呢?实际上孟子是主王道而黜霸道的。孔子不是这样,这是他们两人的最大区别。孟子主张实行仁政。仁者无敌,不在江山险固;可以用民众的力量抵御秦楚的强大武器。孟子代表了稷下学宫的最高境界,即智库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提供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其次是把智库看作“江湖”,或只看作是机智博弈和奇正谋略的平台,即以所谓“苏秦张仪之徒”为楷模。如果回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一代先哲是有天下责任的。在稷下学宫的思想遗产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汉代的董仲舒。董仲舒自称为“稷门生”,认为自己是稷门后学。当然这是真实的。所以历史上从事类似智库工作的“士”分多种,有“学士”“智士”,也有“策士”“方士”,等等。因此,一个智库,一个智库从业人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来支撑智库的生存;用正确的价值观把握智库的未来走向。
孟子说政于齐宣王
稷下学宫所展示的意义是:智库非“江湖”,稷门仰思想。作为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要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并利用这个资源。回顾两千三百年前的稷下学宫所呈现的百家争鸣景象,其实质就是思想市场的力量。智库要抓住大战略。有人说,现在的世界就像当年的春秋战国之际,联合国就如同当时几近式微的周王朝;美国是秦是楚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选择和发展?中美智库之间已经“交手几个回合了”!平静地想想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稷下先贤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也提供了价值操守。这是需要我们去体悟和把握的。党中央现在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这意味着智库有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但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稷下学宫
陶渊明有诗云:“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古代诗人的愿望,也是今天大家的愿望吧!
开放40年的视看从改革开放40年的视看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