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在石家庄高新区调研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园区平台公司发展情况;周二，在沈阳参加辽宁省全省高新区座谈会;周三，在济南参加济南高新区生态赋能培训会……”近日，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经理王志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她基本上每周都在各个高新区穿梭。

从学校毕业后，王志辉进入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从事科技园区领域的研究和咨询工作，从此就和高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高新区深度结缘

“进入长城所工作后，当时正赶上科技部火炬中心推进‘三类园区’建设，包括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创新型特色园区。”王志辉表示，她就当时参与了上海张江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等一流园区的调研和课题研究工作。时至今日，纳入世界一流园区名单的高新区也从最初的中关村、上海张江高新区、深圳高新区、西安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等6家扩展到10家，苏州工业园区、杭州高新区、广州高新区、合肥高新区也先后跨入一流园区俱乐部。

“和过去10年相比，一流园区面临着很多‘变’和‘不变’。一流园区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国家使命不变，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衷不变，引领示范、辐射带动的历史责任不变。但是一流园区所面临的外部时代特征、所依托的内在驱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王志辉说。

这个时代特征就是中国加速迈向新经济时代，在当前新经济已一股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一流园区作为国家高新区的领跑者，最有条件全面拥抱新经济，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双创生态营造、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机制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等方面都要走在全国甚至是世界前列，率先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到底有何不同?王志辉表示，在新经济时代，创新和创业总是联系在一起，发展路径是创业—创新—指数增长;而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创新总是和研发联系在一起，发展路径是研发—生产—线性增长。在传统经济时代，福特汽车需要100年的时间做到世界第一，而在新经济条件下，很多独角兽企业也许只需要3-5年时间就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新经济爆发性的生动体现。所以，新经济的发展范式，不再是简单的依赖“土地、招商、优惠政策”老三样，也不是被动地承接产业转移，而是需要优越的创新创业生态，有大量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有活跃的创业资本，有大量的创业群体，需要每一个地方依据自身的特色去找准新经济爆发点，去和创新高地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精准的高端链接，培育瞪羚独角兽企业，从而带动区域整体性的提升。杭州发展互联网行业如此，贵阳发展大数据产业如此，银川发展互联网医疗也是如此。

在这个场景转换的过程中，国家高新区首先要树立的是换场思维，本质是发展理念的转变，要打破路径依赖。其次是生态思维，生态是新经济的本质，未来的竞争是生态的竞争。还要树立未来思维，高新区在过去主要是跟跑，未来要做引领、做领跑，需要更加主动去思考和谋划未来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高新区也有很多的困惑和不适。王志辉表示∶“近几年，围绕一流园区建设，我们做的课题比较多的是政策研究、机制体制改革方案、双创生态建设方案、瞪羚独角兽培育计划、国际化发展以及前沿新兴产业发展等。” 从这些课题，也可一窥一流高新区目前的发力点以及主要需求。

“细数了一下，工作以来我去过近80家国家高新区。”王志辉表示，除了一流园区，还有广大的新升级高新区，这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也是目前发展压力较大的区域。“我们在研究中更加接地气，新升级高新区既要充分吸收国家高新区3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把握时代特征，多到先进地区走一走，多做高端链接，有条件的高新区要积极发展新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放管服”改革释放新活力

国家高新区30年是屹立国家和社会改革潮头的30年，在科技和经济结合、科技和金融融合、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人才吸引和培育，以及产城融合、国际化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正是通过改革，不断地解放人，让人活起来，自由地去创造，这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也是国家高新区30年发展的根本。

中关村作为我国科技园区发展的一面旗帜，率先探索实施“一区多园”统筹体系，部市会商工作机制，率先开展“1+6”、新四条、新新四条等系列先行先试政策。在新经济条件下，中关村正在按照“一产一策”“一类一策”的思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此外，《关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的若干措施》政策文件出台，从便利国际人才出入境、开放国际人才引进使用、支持国际人才兴业发展、加强国际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20条改革新举措，多项措施为全国率先提出。武汉东湖高新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国光谷”特色品牌，发布的“黄金十条”等系列十条政策，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在国家高新区30年发展中，一条核心经验是地方作用的发挥。很多地方都将国家高新区的发展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作为区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性平台，能够举全市之力建设高新区，给予高新区优越的管理体制，给予充分的授权，营造局部优化的小环境，来集聚高质量的创新资源和要素，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在国家高新区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高新区发展至今，也出现了与高新区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问题，甚至出现体制回归的现象。“我们很难说清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哪种是最好的，只能说在哪个发展阶段更相适应。”王志辉表示，“围绕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改革，长城所也做了很多课题研究，比如郑州高新区、洛阳高新区、佛山高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方案，现在正在做济南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的管理体制优化提升方案、合肥高新区的法定机构改革方案等。”

“高新区管委会未来改革的方向，是以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内容，深化政府职能改革，率先并完善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的服务型高效政府机构，重点在培育发展新经济上优化提升服务。济南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改革、合肥高新区的法定机构改革在当前都非常具备代表性。”王志辉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6年6月，济南市政府印发《关于公布市级下放济南高新区管委会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决定将涉及济南市投资促进局、济南市发改委等49个单位的3000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下放至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改革后的济南高新区拥有市级权限的“2号章”，不出园区就能办理所有审批事项。

同样在2016年，济南高新区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推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全员聘用、竞争上岗、以岗定薪”。同时，济南高新区进行大部制改革，建立了管委会—工作部门—责任主管三级扁平化管理架构，根据整合后的机构和职责，重新设置岗位，精简至15个业务部门。

“最近，合肥高新区正在进行的法定机构改革，非常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王志辉表示，合肥高新区是安徽省法定机构改革三个试点单位之一，借鉴前海管理局等法定机构建设经验，通过地方性立法，建设不列入行政机关序列、相对自主、独立运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化政府”。

“机构法定是法定机构最显著的特点，根据特定法律规定机构的设立、职责、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和免职、经费来源、活动管理、监督、变更和撤销等内容。拥有较高的自主权是法定机构的重要特征。由于机构的法定化，保证了机构的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享有法定事权，与政府部门相比，在管理、人事聘用、财政管理、薪酬分配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此外，法定机构和服务也更加公开透明，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王志辉表示。

“法定机构是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王志辉表示，“建设法定机构有利于精简政府机构，缓解机构人员编制瓶颈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及行政效能，能够以市场化方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更加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服务，实现政府职能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实现去行政化改革目标。”

如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国家高新区是新经济的主战场。国家高新区瞄准科技前沿，积极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推动各行业转型升级，催生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等“N+X”跨界融合新业态，“硬科技”大量涌现，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与世界齐肩并进，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区块链、虚拟现实飞跃式发展，在一些细分领域跻身世界先列。前沿科技创业、场景式创业、跨区域创业等一批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范式在高新区大量涌现。新经济的异军突起，助推相关产业迅猛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

作为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的主体，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已成为国家高新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征。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数量达到2857家，拥有瞪羚企业的国家高新区由132家上升到139家，占国家高新区总数的88.53%。今年3月，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联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其中，中关村共有独角兽企业70家，占全国的43%。

王志辉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应把大力发展新经济摆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新经济本身是新动能，同时，通过新经济的引领和带动，加快传统动能转型重构。”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国家高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王志辉告诉记者，“我们认为核心的机制有四个。”

“第一是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在传统产业中引爆增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爆发式增长并不是在全新产业中产生的，而是在传统产业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的跨界融合中产生的，比如滴滴出行、无人商场、智慧健康与医疗等，这些产业颠覆了原有的传统产业，并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区域发展新经济，第一要思考的是寻找一个爆发点，然后全力去发展，在某些时候还要做出规制和政策上的突破。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产业要丢掉，而是说原有的产业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只不过它可能保持的是一种线性的增长，而爆发点则是实现爆发式增长，能够快速带动区域整体提升，贵阳发展大数据产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是要推动大企业平台化转型，使传统企业涌现新动能。在新经济时代，平台化转型是大企业应对颠覆性创新、实现企业永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大企业通过采用去中心或者非中心的平台化结构，链接各类外部资源打造创新生态圈，从封闭发展模式转向内外协同模式，从生产者、交付者转变为资源的链接者、整合者的角色，在推进自身转型升级的同时，更能盘活存量资源，孵化出大量中小微企业实现爆发式成长，也为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机制。前期，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鼓励大企业建设双创示范基地、专业化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一批大企业成功孵化出许多‘瞪羚’和‘独角兽’，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例如，北汽集团孵化出北汽新能源、海航集团孵化出易生和聚宝汇、中粮集团孵化出我买网、首汽集团孵化出首汽约车、链家地产孵化出自如等等。对于传统大企业集中的区域，例如东北、山东等，大企业平台化转型的价值则显得更加突出。”

“第三是发展‘四新经济’，助推爆发式成长。‘四新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企业爆发式成长现象的不断涌现，企业不再按照传统的“小微—中型—大型—跨国”线性成长路线发展，而是呈现出‘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跃迁式成长路线。因此，发展‘四新经济’，加速培育壮大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机制。”

“第四是挖掘区域个性，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双创生态包括双创载体与平台、双创主体与要素、双创文化与氛围。一个好的生态，犹如一个粒种子投到好的环境，有阳光雨露，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壮大，生态具有内生性、自成长、非线性的特点。当前打造双创升级版，未来将更加强调创新创业行为的确定性，更加强调结果导向，丰富双创应用场景，提供重度创新创业服务，优化双创新制度供给是方向。”

面向2035，国家高新区下一步怎么走

“国家高新区2035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愿景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国家高新区尤其是一流园区在其中要发挥什么样的责任与担当，要实现什么样的愿景与定位，这是做这个课题的初衷。”王志辉表示。

在吸收了国内外权威机构对未来的技术和产业预测成果，深度访谈了中关村众多的科技企业之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团队指出，“面向2035，国家高新区要承载一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科学新经济新社会的研究中心、创造中心、场景中心，持续为全球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提供新路径、新方案和新能量。”

“要以全球化视野实现五大定位。以持续的创造力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成为世界原始创新的引领区;以持续的爆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全球前沿新兴产业的原创区;以持续的包容力创造新时代前沿的模式、制度和文化，成为率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善区;以持续的辐射力带动区域发展，成为区域平衡协调的增长极增长带;以持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助推中国崛起，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先行区。”王志辉认为，面向2035年，国家高新区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是大力发展面向未来的前沿新兴产业。通过生态培育、多维跨界、场景应用等多种手段，加快发展我国具备优势且进入爆发期的新兴产业领域， 如人工智能、自动驾驶、5G通信等; 加快发展对整个产业链有关键带动作用的大装备产业， 如高铁装备、大飞机、IC装备、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 加快发展有全局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新兴产业， 如IC芯片、超级计算机、先进材料等;加快发展以场景和数据驱动的新兴产业， 如新零售、共享服务等领域。”

“二是重点突破关键核心领域的原始创新。目前中关村正着力建设三大科学城，各地都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关于新研发的问题，首先在制度设计上，要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企业采用新机制、搭建新载体、采用新模式，成为创新共同体。还要解决三个核心的问题，职务发明成果转移转化中的所有权问题、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采购政策问、支持原始创新、早期技术、硬科技创业的政府资金先行投入问题。实际上，创新创业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是鼓励科学家和企业家引领的硬科技创业。科学家深度参与、技术商业突破、资本持续注入、人才跨界集聚等是硬科技创业的突出特征。当前西安等地方都在大力发展硬科技。”

“四是要积极培育瞪羚、独角兽企业。瞪羚、独角兽企业的出现，核心是要培育好的双创生态。同时也要和创新高地做更多的链接，比如，天津涌现出的一些独角兽企业，是中关村的独角兽企业将新的业务布局在了天津。”

“五是加快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创新。数字化技术将社会和个人高度解析至微粒化，‘精准预测、技术治理’的社会微治理模式是未来方向，同时，完善的社工体系也将逐步形成。国家高新区在空间上有边无界的特征将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高新区建设成为高技术社区和创新城区。”

“六是构建惠及全球的共同经济。随着中国新经济场景应用趋于成熟，新经济思想市场将愈加繁荣，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走向全球，中国软实力愈加彰显。”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扬鞭。三十而立的国家高新区正按照新思想，新理念，砥砺前行，推动国家高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是高新区的同龄人。在高新区研究咨询领域工作了十多年，我见证了高新区发展的辉煌成就，也让自己不断成长。我很庆幸自己的青春年华与高新区创新发展同行。”作为“80后”，王志辉对高新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相信未来的高新区会成为全球新经济交流合作最耀眼的舞台。而作为一个研究咨询领域的工作者，我会继续努力，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志辉：现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经理，重点从事科技园区战略规划、产业规划、政策研究、机制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