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大饭店拉开帷幕。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王德禄所长应邀参加了此次峰会。此次峰会的召开，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一股智库热，本土智库几乎是一夜间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各种媒体的报道，似乎中国的智库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但是，对于“智库”概念的理解，在民间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在民间智库问题上，作为中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民间咨询机构之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采访及文章不断见诸媒体。7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作者张剑荆应邀来到长城所，与王德禄所长、林京耀顾问、武文生总经理等就智库问题进行了讨论；11月，《中国经济时报》、《新华社内参》、《中国报道》等多家媒体先后就智库问题约访长城所。

      在不断探讨的过程中，长城战略咨询形成对智库的清晰而完善的见解。

智库的特点：独立、客观、影响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以研究科技政策为主体的学者开始研究美国的思想库；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相应的组织，并着手研究智库。智库与咨询公司并不相同，但在中国，二者却有交集；智库与体制内的研究支持机构也不同，但现在很多人都混淆不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提出：智库的三个核心价值是独立、质量和影响；而我们认为，智库主要有三个特点：独立、客观和影响力。

      独立性。首先是经济独立，也就是生存基础的独立。这是区分智库和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基本标准。智库的资金应该来自于市场，通过招投标、基金资助等方式获得。独立的经济保障决定了其独立的立场，而只有拥有了独立的立场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这是与靠国家拨款吃饭的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根本区别。

      客观性。主要指观点的客观性。智库最重要的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因为智库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机构或人服务的，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客观性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才能不受各种思潮和政治立场的影响。

      影响力。西方智库很注重影响力，而中国内敛的文化特点使中国人在影响力方面更趋向于低调的表现。其实，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关系很大。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深，各种智库的声音就越有影响力；而智库们所发出的各种独立、客观的声音，也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力量。

中国智库要逐渐建立全球影响力

      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现实，这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萌发的土壤。但中国智库也存在着很多不足。

      2009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家。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一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多名全职人员时，他很吃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却不为人知？于是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十分畅销。有人这样说过：“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问题固然需要解决，但是亟需改进的还是影响力。

      在首届智库峰会上，统一形成了需要更多民间智库的观点。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组成的。国家智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队；同时还有一批诸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民办研究机构，是民间力量的代表。2009年3月20日在北京成立了一家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其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山”担任。但是这样的智库并不是真正的智库，它们表面上是智库，但骨子里仍然承袭了国家机关的运作模式、立场、思维方式甚至智囊。这种智库来自政府，声音也主要发给政府听，因此对扩大影响力的贡献必然有限。中国仍然非常需要涌现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

      扩大影响力,中国智库要做到：

      1.加强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不断创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我们要注意借鉴西方国家通用的表述方式和语意语境，阐述我们的观点。

      2、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对外传播。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其功能不仅服务本国人民，还在于对外的文化学术传播、交流与推广。我们要积极探索和改进有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的途径方法、体制机制，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3、加强国际话语权。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中国人创造了诸多中国人的奇迹。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界对其关注得很不够，研究得很不够，宣传得很不够，出现了集体失语。反观西方学者，其热心的程度和研究的深度令我们汗颜。我们再“谦虚不语”，就会放弃研究的主导权，丧失话语权。

      中国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在日本、韩国的崛起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也和中国人所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有很大的关系。战略上的整体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中国人发挥出这两种特性，那么全球智库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必将是中国智库。

长城所：在低调中独立前行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成立之初，创始人也曾考虑过：是走咨询公司的模式，还是走智库的路？考虑到大环境，以及必须挣钱养活自己的现实问题，大家决定走咨询公司的道路。但对于改革大势的敏锐洞察力、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分析，以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注定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智库之路。

      成立之初，长城所就定位为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与中国民营经济共同成长。在改革开放大潮如火如荼的当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立足于中关村，与民营科技实业便有着天然的联系，使长城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时代的前沿。成立次年，长城所受当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现在的中关村管委会）的委托，接受了自己第一笔政府订单。从此，长城所为中关村进行各种课题研究直到现在。

      无论是为民营经济做的研究，还是为政府做的课题，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思维始终处于时代的前端。十多年来，很多研究成果影响非常大，其中一部分还成为官方语言，比如中国制造、二次创业、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等。除了直接服务于政府的课题外，长城所还通过为企业和区域进行咨询，取得良好效果，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更高层的政府，进而影响决策和政策走向。

      与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所不同的是，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从未改变他的定位和初衷。如前所述，长城所始终坚持独立性和客观性。在经济上，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始终拥有独立的经济保障，没有一分钱的国家拨款。独立的经济基础保障了长城所不受各种思潮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保障了观点和研究报告的客观性。在国际交流中，长城所的发展令国外同行感慨：在韩国有研究院，但也是吃国家饭的；在日本，智库都隶属于某些大企业，要为这个企业说话；在美国，虽然有很多智库，但是没有一家专门为硅谷服务的。而在长城所，有50多人常年研究高新区，有十多人专门服务于中关村，这甚至令斯坦福的学者们都非常吃惊。

      但在影响力上，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却一直非常低调，以至于很多关于企业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是由长城所首先起草的，却不为人所知。秉持着谨慎前行的原则，长城所从不触碰政治敏感话题，而永远把关注对象放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自己可以产生影响使之改变的方面，即使研究成果获得广泛推广，也不会大肆宣传。虽然一直做着智库的工作，但是长久以来，长城所从未打出“智库”的旗号。直到2009年，智库热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起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高层们看到中国智库发展的环境有所改善，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对智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民间智库应该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才逐渐在媒体中活跃起来。

      “我们的国家很大，中国的崛起不能靠国外咨询机构，必须有自己的咨询机构，而且中国的体量也容得下不同的咨询机构，尤其能容得下我们这样的战略咨询机构。”王所长这样说。虽然民间智库的成长过程十分艰辛，但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终能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