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1年5月，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布《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该文对在当时的遗传学界中推“李森科学派”,批判“摩尔根学派”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3年8月10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对历史学家尚钺的批判。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1955年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将与胡风见解一致的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于5月18日将胡风逮捕。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1956年2月，苏共十二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进行了批判。

1956年2月，陆定一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开会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学科中存在的不正常的争论的现象。毛泽东提出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第五点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讨论会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郭沫若的要求下，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理论界、文艺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提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参与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市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百家争鸣”的样板。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己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大会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1956年，钟惦裴在《文艺报》第23期上,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电影的锣鼓》一文。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

1957年1月1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发表后,在短时间内产生了消极影响。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夸大这一方针提出后的消极现象的情况,又一次指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很不理解。”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符合辩证法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强调“双百”方针就是辩证法。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这个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次讲话经过修改（主要加上了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于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同时，他说：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一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文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进行了批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7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就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召开座谈会,储安平在会上作了发言。该讲话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在6月2日的《文汇报》上。

1957年6月6日，曾昭伦、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和童第周以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技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57年6月8日—1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等六篇社论,“反右”运动开始。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写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

1957年7月5日，郭沫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讲话,把民盟科学规划临时研究组的《对于有关我国科技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1957年7月14日，京区科学家举行座谈会,批判“科学纲领”。

1959年9月14日，刘少奇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之际,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撰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我们采取“双百”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

1960年冬，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神仙会”，为科学家提意见提供机会。“神仙会”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文汇报的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的欢迎>一文的指示》,指出,应该克服学术和文艺领域里的简单、粗暴、片面的现象。

1961年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1961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广泛地利用“神仙会”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61年4月，陆定一连续作了几次讲话,反对在学术问题上贴政治标签。指出“一贴标签就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百家争鸣没有了。”

1961年4月13日，周扬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他说：“由于过去有那么多斗争,不可能不影响到百家争鸣,……要克服对贯彻‘双百’政策的障碍。”

1961年7月6日，国家科委党组、科学院党组发布《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十四条是“百家争鸣”第一次制度化。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召开。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2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上,陈毅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给知识分子“摘帽子”的做法。

1962年9月24—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否定了新的形势,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会上对小说《刘志丹》无限上纲,宣布“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1963年1月19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举行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周恩来到会并讲了话,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

1963年3月，决定停演所谓“鬼戏”,即新编昆剧《李惠娘》。5月开始批判《李惠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1963年—1965年间，在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批判。例如,对《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小说的批判,以及对邵荃麟的所谓“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等文艺理论的批判。

1963年5月21日，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是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它的前提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竞赛和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

1963年底，开始提出戏剧的“革命化”“现代化”问题。这次戏剧上的“革命”发展到1964年,成为以京剧为重点的戏剧“革命”。

1963年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周扬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要在学术问题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这是学术思想领域内必须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4年下半年，开始对学术领域的一系列观点进行政治批判。包括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剪伯赞、吴晗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冯宠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等。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该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发稿。文章在第七部分的第九条的关于“双百’方针中写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同时,“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地、激烈地阶级斗争。”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2日—12月3日，上海、北京等地十九家报纸陆续转载或报道了姚文元的文章。其中《解放军报》（11月29日）、《北京日报》（11月29日）、《文汇报》（11月29日）、《人民日报》（11月30日）《光明日报》（12月2日）。还加了《编者按》。就《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会议。会后,由许立群、姚漆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它试图对己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愈演愈烈的政治批判加以约束。该提纲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全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全盘否定的批判了《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认为,《二月提纲》中所谓的“放”的方针,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只允许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

196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武继延’的文章《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该文对于“双百”方针这样写道：“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为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政策,是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政策”。

196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该文写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灵魂就是兴无灭资。”并说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解释（指1956年的解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3年元旦,周恩来说：“电影太少，不仅要有故事片，又要有科教片；现在电影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观众来说太少了。”于会泳对此十分不满，说：“有人因故事片少，向江青去进攻。”

1975年1月,在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了《自然科学争鸣》杂志。该刊的宗旨就是加强 “自然科学战线的战斗”。

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这是第一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宪法。此外,宪法还仍然规定了“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第二十八条）

1975年7月，毛泽东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作了两次讲话,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有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1975年7月16日，姚文元在上海召集一些人商议对策.由姚文元授意写一篇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备用。7月21日写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一文。后又四易其稿,根据姚文元的意思将题目改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75年8月25日，负责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科技人员主持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之后,华国锋委托中国科学院继续举办这类座谈会。9、10月间,中国科学院共印发了七期《百家争鸣座谈会情况报导》。

1975年8—9月，胡耀郊、胡乔木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该提纲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谈了“双百”方针。指出,不能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当作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1975年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汇报提纲》被当作“三株大毒草”之一加以批判。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第五十二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国家的方针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并继续把“大鸣、大放、大辫论、大字报”写入宪法。

1978年3月18—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方毅等人的讲话中都强调了要实行“双百”方针。会上郭沫若作了《科学的春天》的报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不久,《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此,在全国迅速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在北京召开。周扬作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讲话》。

1978年12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1979年—1983年间，在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自发地发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策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决定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会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新宪法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提法,彭真为此作了两点说明。

1983年——1984年间,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涉及文艺界、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

1984年l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4年12月29日，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议上说,要实行创作自由。文艺界欣喜若狂。但也有人担心多变,有人撰文《第三次听到创作自由》。

1986年4月，朱厚泽在中国音乐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陆定一的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成为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第一篇重要文献。

1986年5月以后人们纷纷写文章。召开座谈会,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这被理解为是一次呼吁“双百”方针的运动。而对自由权利的呼吁实际上就是这次自发地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运动的核心。

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其中强调了要实行“双百”方针。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要继续重申实行“双百”方针。

    （本文是和李真真联合署名的，发表于《科学学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