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小康》2020年4月中旬刊，作者为长城战略咨询企业咨询部马宇文、付杰，杨乾、张九越对文章亦有贡献。
各类央企、地方国企在“抗疫”这场阻击战中，均发挥出了各自的力量，从加班加点保证医疗物资生产、组织医护人员驰援一线疫区、积极参与应急医院建设、捐赠急需物品、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到投身于各区域阻隔疫情传播的一线，各级国有企业主动作为、勇挑重担，切实履行了国企的使命担当。
国有企业平台化转型的优势
国有企业是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其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所制约、组织化的经济实体。与私营企业相比，履行社会责任是国企的本质要求和政治任务。
沟通优势。一方面，国企与政府沟通密切，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国企又接近消费者，更了解社会公众的真实需求。为此，国企既可以快速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到抗疫的一线，起到带头的作用，同时又能将了解到的公众信息及时传达给政府，实现信息的有效畅通。
资源优势。作为社会资源的强力整合者，国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能凭借其广阔的社会网络和强大的资本来获得资金资源、物质资源以及厂房、设备、渠道等多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疫情响应的效率。
效率优势。相比于政府，国企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做出反应。同时国企拥有相对更加灵活、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在疫情面前能够结合自身优势，快速提供必要、急需的产品和服务。
国有企业平台化转型的机遇
2020年是实现国企与国资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开局之年，也是国企改革发力攻坚阶段，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由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致使国企改革与新冠疫情防控双重叠加，这对未来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国企转型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机遇。
应对社会公共危机需要新型政企协同治理体系。随着当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高度的流通性、扩散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单纯依靠政府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危机，需要政府与企业达成政企互通的协同关系，从各自的社会责任出发协同应对公共危机。其中，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的重要主体，是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坚力量，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无论是作为危机源头方还是危机波及方或协助方，其能否有效参与治理公共危机关系到危机应对的成效，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生力军。
随着社会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高、扩散性强、治理难度大，更加突出企业在公共危机防控中的作用，对企业在公共危机防控中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新型政企协同治理体系。一方面，要求国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由产品思维转向平台思维，发挥平台化的桥梁作用，链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危机治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党领导的支柱性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公共危机应对的一次次成功，彰显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为克服由疫情带来的企业经营危机需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我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正从单打独斗走向众创、共创、广域协同，资源整合从产业链整合走向跨行业、跨界融合互补，大中小企业不再是独立割裂的个体，而是以资源共享共建为纽带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共享能力，中小企业在新的产业形态下实现快速迭代，成果通过回流大企业，使得大企业更具有规模性、前瞻性、超越性、灵活性。受新冠疫情的波及，我国大中小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面临资金链断裂、贷款违约等一系列危机，而大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受影响程度较小。在疫情后时代下，需要通过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共渡难关。
国有企业实施平台化转型的路径建议
国有企业具有先天平台优势，通过链接社会资本、整合企业自身及上下游企业，快速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为提升今后社会突发公共危机应对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提供保障。本次国有企业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诸多经验及国有企业的优势与机遇为探索国有企业平台化提供了启发和思考。
加强资源开放共享释放内部能量。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通常急需大量的应急物资投入以及基础保障服务，而在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应急物资供需不匹配、供给滞后等难题。为此，国有企业要树立开放合作理念，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作用和平台作用，开放国有企业的厂房、设备、物资、渠道、资金等优势资源，与中小企业做好产业链协同、技术协同、管理协同等，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为社会及时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这不仅是对中小企业的帮助，更是一次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产业领域的探索。
全面构建政企协同治理体系。疫情传播的速度与影响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政府单纯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及时应对危机。国有企业应将自身打造一个开放的生态平台，凭借其自身专业、效率、资源、沟通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发挥中间桥梁作用，链接疫情防控的社会各个主体，解决政府行政力与社会企业生产力之间的供需矛盾，很好地缓解政府失灵的问题，更好地防控新冠疫情及其它突发的社会公共危机。
加快探索市场化、多元化业务体系。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全国上下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坚决斗争，在多项防控措施的影响下，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等突发性公共危机应对上仍然存在短板，例如公共医疗卫生、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智慧城市、5G、交通旅游基础设施等明显不足。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推动，网络文娱、“无人与人接触”消费新场景、线上办公模式等一批数字经济产业迎来新风口，这些市场化业务为转型后的国有企业开展多元化的业务布局提供了新的机遇和选择。
切实建立因地制宜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此次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可以看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重要保障。由于平台型企业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治理方式也必须要进行自我迭代，适应自身组织特点。而国有企业具有先天的制度性优势和特点，应加强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建工作融入到企业各项工作之中，尤其在特殊时期践行党建工作，切实保障国企平台化发展的可行性。
在新冠疫情面前，各级国有企业主动承担责任、迎难而上、迅速采取措施，是对“国企担当”的最好诠释。但痛定思痛，国有企业不仅应将本次参与疫情防控作为一个演练场、一块试金石，加强对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更应在危中求机，以大企业平台化为理念，以“十四五”发展谋划为契机，从战略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着手，前瞻布局、查漏补缺、取长补短，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国企担当。
（作者：马宇文，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付杰，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项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