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以后，核武器成为人类永不衰竭的话题。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第一次如此直接、深入、全面地影响人类社会。
关于原子科学家的是非功过人们众说纷纭。他们中有些人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有些人成为人们谴责的目标。然而，大部分科学家是如何对待原子弹的使用的呢？
本文试图构画原子弹使用之前，在科学家中间出现的一场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这场运动中萌生的许多想法在战后都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本人认为这场运动就是反核战争运动的先声，也是二次大战后世界和平运动的起源。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和西拉德（Leo Szilard）给总统罗斯福的信，拉开了原子弹研究的序幕。
1939年10月，罗斯福总统任命铀委员会。
1941年12月6日，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研制原子弹的决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2年12月2日，在费米（E. Fermi）西拉德领导下，建成第一座自持链式反应堆。
1943年底，N.玻尔抵美，推动了曼哈顿计划的进程，促使美英两国首脑考虑战后同盟国间的关系以及原子能政策等棘手的问题。
1944年11月，已经有消息认为德国不可能制成原子弹。这个消息逐渐在科学家间传开，使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目的发生怀疑。这时就是否使用原子弹、是否应继续实验以及核武器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问题，科学家开始了积极的思考。这些思考及其所酿成的行动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玻尔及其国际控制原子能的设想
玻尔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正像他的儿子A.玻尔所说：“科学家的形象是与世界隔绝。我父亲却不是这样，对于社会问题及国家关系的问题，他总是有很大的兴趣。”（[3]，p.93）
1943年8月，玻尔夫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丹麦出逃。在英国，他从J·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那儿听说英美原子弹研究的规模和成就。这一消息使玻尔兴奋，同时也使他深为人类前途担忧。他与英国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大臣J·安德逊第一次谈起原子能带来的政治问题、玻尔认为只有实现了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才能保证战后的世界和平。他的想法得到安德逊的同情。当时英国研究人员准备迁往美国，玻尔也拟前往。安德逊鼓动玻尔设法让罗斯福总统注意这一问题。据玻尔自己说：“这就是我到美国的原因。”他还曾说：“他们并不需要我帮助制造原子弹。（[3]，p.91）这两句出自玻尔口中的话足以说明玻尔在美的活动主要是影响美英两国的原子能政策。
原子能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就原子能问题达成国际间的协议，尤其是与苏联达成协议，至少通知苏联该计划存在。这种思想首先是由玻尔提出的。40年之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分析一下促使玻尔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实属必要。第一，当时一种理性的世界统一的思潮在思想界颇为流行。协商成立联合国和世界政府的设想都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各国科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表现的尊敬与友好也与世界统一的理想有关系。这一思潮无疑对玻尔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二，玻尔所创造的哥本哈根精神及其对往日生活的怀念，促使玻尔以极大的热情促使原子能的国际化。第三，对战后和平的关心及对原子军备竞争的担心是促进原子能国际化的主要原因。这种担心与玻尔对苏联的科研能力的准确评价有关系。苏联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研究中非凡的创造力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苏联有能力研制原子弹。
玻尔通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富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直接向罗斯福转达了自己的看法：“玻尔确信，对苏联来说，获得建造它自己的原子武器所需要的信息是不困难的”。总统一方面为富兰克福特了解曼哈顿计划感到吃惊，另一方面表示他对这一问题“担心死了”（Worried to death）（[3]，p.100）。他希望玻尔与英国首相邱吉尔谈谈，并转告他，总统希望首相提出建议。
邱吉尔是战后冷战的发动者。现在他把反法西斯同盟看作是权宜之计，而把英国战后的发展完全依赖于英美两国战后的合作上。玻尔4月返英后，尽管安德逊、彻威尔勋爵（Cherwell，首相科学顾问，原林德曼博士）、戴尔（H.Dale皇家学会主席）等人屡屡请求首相会见玻尔，但一直拖到5月16日邱吉尔才给玻尔一次不愉快的淡话机会。玻尔后来回忆这次会谈时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3]，p.107）任何其它原因（比如玻尔话音低，两人性格不合，彻威尔与首相谈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等）都不能解释这次会谈的失败。两个伟大的性格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如此冲突，决不会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有其必然原因。这是因为两人寻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玻尔追求的是国际间的和平与合作，邱吉尔想的却是美英两国垄断原子武器，从而建立世界霸权。邱吉尔的立场不但表现在对玻尔的态度上，当他读到1944年3月安德逊受玻尔的影响写的一份国际控制原子能的备忘录时，干脆就批示“我不同意。”
玻尔正带着失望的心情回美时，传来诺曼底登陆的消息，盟军胜利已经大势所趋，这给玻尔带来了新的希望。1944年8月26日，玻尔带着一份花很大精力整理出的备忘录会见了罗斯福。这次会谈使玻尔很兴奋。罗斯福不但认真地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而且还提到他认为斯大林是很现实的，他能理解原子能发展的重要性。罗斯福认为英国首相也能分享他的观点。据历史学家马丁·舍温（Martin J.Sherwin）说“然而，罗斯福对玻尔的建议的热情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的，因为直到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之前，他没有同任何人谈及此事。”（[3]，p.109）更令人费解的是，会后邱吉尔和罗斯福来到海德公园于9月18日准备了一个不信任玻尔的备忘录。备忘录共有三条。第一条否定了玻尔提出的“控制和使用上的国际合作。”第三条“要注意玻尔教授的行动，并应采取步骤让他知道，他不能泄露情报，特别不能泄露给俄国人。”（[7]，p.364）
在备忘录签字的第二天，邱吉尔给彻威尔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如何不喜欢玻尔，谈到罗斯福对玻尔向富兰克福特泄密的不满，谈到卡皮察在战争期间从苏联转给玻尔的信。“我觉着玻尔应当被限制一下，或者至少也得让他知道，他正临近犯下弥天大罪的边缘。”（[3]，p.110）
可见，海德公园的会谈，玻尔成为罗斯福和邱吉尔攻击的目标。这里我们要谈谈斯福对待玻尔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因为仅仅用舍温的不真诚是不能完全理解的。首先，邱吉尔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左右了这次会谈。备忘录使用“管道合金”而不使用“曼哈顿计划”就说明这一问题。另外，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苏军节节胜利，这不但给希特勒以致命的打击，也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邱吉尔都认为应该限制苏联了。对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对玻尔的态度。
当然对玻尔的怀疑很快解释清了，玻尔也没有因此而对最高当局丧失信心。1945年初准备成立联合国的消息，给玻尔带来新的希望。他又一次奔波于伦敦与华盛顿之间,并给罗斯福写了一份备忘录。直到德国5月4日宣布投降，玻尔一直积极地活动着。德国失败后，正当美国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的时候，他离开了美国。
二、原子科学家开始关心原子能政策
1、两个官方委派的委员会
1944年夏秋之间由阿瑟·康普顿（Arthur H.Compton）和L·格罗夫斯任命了两个委员会，杰弗里斯（Jeffries）委员会和托尔曼（Tolman）委员会。这两项任命说明了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对原子能政策的关心。这种关心与玻尔的活动不无关系。
Z.杰弗里斯是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冶金计划的顾问，他于1944年7月13日给冶金计划负责人A.康普顿写了一封信，要求考虑长远规划。([2]，14（1958.10）,p.289)杰弗里斯委员会正是由于这封信，在布什的支持下，按照“冶金计划委员会的要求”而成立的。（[5],p.232），其成员是由弗兰克、霍格内斯(T.R.Hogness)、斯通（R.S.Stone）、托马斯（Thomas）和马林肯（R.S.Mulliken）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是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活跃分子。委员会于1944年11月18日提交给康普顿一份“核子学展望”备忘录。（[2],14(1958.10),p.290）这个备忘录的第VI部分“核子学对国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不但被称为“历史性文件”，而且还认为这些讨论“导致了一些科学家在几个月之后对以日本为目标投放原子弹是否明智发生怀疑。”([2],15(1958.10),p.291)其实，这篇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战后继续进行核子学研究，并提出:“所有国家必须努力合作建立国际组织管理核能，至少能够有效地控制核战争。”([1],p.554)这个报告经过成员的讨论由R.S.马林肯执笔。
尤金·拉宾诺维奇(Eugen Rabinowitch)不是杰弗里斯委员会的成员但杰弗里斯报告VI主要表达了他的想法。拉宾诺维奇出生在苏联，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时他到了德国；希特勒上台时他来到哥本哈根。他1938年抵美，1943年以一个生物物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冶金实验室的工作。由于他特殊的阅历，使他像其他几个避难的科学家一样对和平和社会公正十分关心，他是战后美国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亲自提出应该在杰弗里斯报告中写上第VI部分的内容，并与R.S.马林肯一起准备了这一部分，提交前获得委员会批准。
在杰弗里斯报告中表达了拉宾诺维奇这样的观点:“只有公众了解核子学的发展隐含着可能的灾难，必要的道德发展才能防止滥用核能，因此公众就会给予要求防止危险的决定以支持。”（[1],p.553）这个观点当时在科学家中间颇为流行，托尔曼委员会的成员“H.D.史迈斯(Smyth)强调必须通知公众，他使用的几乎是与拉宾诺维奇相同的语言。”([1],p.23)
H.D.史迈斯准备有关曼哈顿计划的详细报告得到了格罗夫斯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的著名的《军用原子能》一书发表了。
拉宾诺维奇战后为教育公众做了许多工作，包括编辑著名的《原子科学家通报》。玻尔在广岛事件以后写给泰晤士报的公开信，目的也是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以形成正确的舆论，约束这些不负责任的当权者(此时，玻尔对英美首脑已经丧失了信心)。由于科学家不懈的努力，使公众日益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至今已经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主义运动，只要核武器存在，这种运动就会更加健康、更加广泛地发展。
2、L.西拉德及其三月备忘录
尽管人们称罗伯特·奥本海默为原子弹之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与原子弹关系最为纠缠的是里奥·西拉德(Leo Szilard1 898～1964)。1934年中子刚刚发现他就提出链式反应的概念，并对卢瑟福不可能大规模释放核能的议论表示不满。在实现科学家自我限制发表论文、敦促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实现第一座链式反应等活动中，他总是走在前面。在本文中，他又是反对使用原子弹方面最积极的科学家。
早在1942年，西拉德就提出冶金实验室应该更多地注意原子弹提出的政治问题([4]，p.342)。据西拉德自己说:“1945年春，与德国的战争显然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我开始问自己‘继续发展原子弹目的何在?如果对日战争没有结束，而我们已经首先造出原子弹，我们应该怎样使用它呢?’”([2]，35(1979.5)p.34)
西拉德深为这些问题所苦恼。他的思考使他形成许多新的想法，他把这些想法写成备忘录准备送给总统，“因为我不敢说，他知道我是谁，所以我需要一封引荐信。”([2]，35(1979.5)，p.34)于是，西拉德就去找没有介入原子弹研究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不但没有介入原子弹的研制，而且对原子弹的技术进展一无所知，原子弹的技术情报对他也是保密的。西拉德访问时，“在没有泄露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对未来原子军备竞争的担心。他们的谈话很投机。爱因斯坦同意西拉德的要求，在引荐信中爱因斯坦写道(1943年3月25日):“我完全相信他的判断”，“我了解他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参与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与负责制定政策的你们的议员缺乏适当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向你介绍西拉德博士是我的责任，我希望你本人能够注意他所讲的情况。”([8]，p.305)
这次，西拉德决定由罗斯福夫人与总统取得联系。因为备忘录是保密的，他只将爱因斯坦的信送给罗斯福夫人。罗斯福夫人约他5月8日会见罗斯福。
西拉德的备忘录主要预言了战后的军备竞赛，并认为美国不可能长期垄断原子武器。他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持几年就完了，([2]，14(1958.10)，p.293)如果不预先警告就使用原子弹将影响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以美国的利益为理由提出实现国际控制:因为美国是一都市化的国家，在未来核战争中最易被攻击。西拉德第一次强调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科学家中间广为传播，无疑它构成了战后核战略理论的重要内容。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着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在美国原子能计划中做出巨大贡献的西拉德，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他经常受到上司们的限制、怀疑和责备。除费米外，领导权几乎全掌握在美国出生的科学家手中。此时，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西拉德去拜访了自己的顶头上司A.康普顿，让他读了备忘录。西拉德说:“我完全准备受康普顿的责备，说我应该逐级传达意见，而不应直接去找总统。我感到惊奇的是，康普顿没有责备我。他非常认真地读了备忘录，然后说:我希望让总统读一读这一备忘录”([2]，35(1979.5)，p.34)A.H.康普顿是192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科学家中有很高的地位。在科学家与陆军部的矛盾中，他往往并不站在科学家一边，他与格罗夫斯过从甚密便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多数科学家不喜欢格罗夫斯)。尽管在很多问题上西拉德与康普顿意见不一致，但A.康普顿毕竟是个科学家，在有些地方能与西拉德沟通。1956年康普顿写下《原子探索》一书，这是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人写下的第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及此事时说:“反对在日本战场使用原子弹，是西拉德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的，因为他认为逐层反映意见是无效的，就直接给总统写了一封信。”([5]，p.24)就在西拉德与康普顿交谈的时候罗斯福去世了。
美国官方原子能历史专家休利特(R.G.Hewlett)和0.E.安德逊说:“罗斯福死了，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4]，p.342)其实，西拉德决不是这种轻易放弃希望的人。罗斯福死后，爱因斯坦的信必然地落到杜鲁门的手里。西拉德去找冶金计划的领导人之一W.巴特基(Bartky)，经过一番周折，杜鲁门的秘书约西拉德去了白宫。([2]，35(1979.5)，p.35)
1945年5月27日，杜鲁门的秘书M.康内利在白宫接待了西拉德和巴特基，遵照总统的意图，安排他们与J.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谈这件事。贝尔纳斯此时在政府没有职务，但已经风传他出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西拉德行前与尤里联系邀他一起前往。
5月28日，西拉德、尤里、巴特基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坦堡。当贝尔纳斯读完西拉德带来的两份文件时，西拉德强调了与苏联的关系，高度评价了苏联的科研能力。贝尔纳斯粗鲁地回答:“格罗夫斯将军告诉我苏联没有铀。”([2]，35(1979.5)，p.35)并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
西拉德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中没有提及的方案:保持原子弹的秘密，宣布我们没有成功。贝尔纳斯提出了如何向国会解释花掉20亿美元的问题。后来这一说法颇为流行，好像20亿美元成了杀死20万人的根据。这时贝尔纳斯只想把原子弹当作限制、讹诈苏联的外交工具，而不管其后果如何。后面要提到的《弗兰克报告》专门驳斥了这一观点。总之，这次谈话是一次不成功的谈话，“斯帕坦堡会谈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拉德在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中间发动的一场防止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3]，p.202)这次谈话之后科学家中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政府官员不信任情绪。
3、弗兰克的反应及科学家的觉悟
J.弗兰克(Jarne，Franek 1882～1968)是一位声誉很高的科学家，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他的一生中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纳粹上台后，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过功，可以继续留在格丁根。但他发表声明表示不能忍受在这样的政府下工作，他辞去教授职务后出走。在A.康普顿的邀请下，他参与了冶金计划并主持了化学分部的工作。有一次他告诉康普顿如果原子弹可以使用了，其它国家并没有发展原子弹，他就将原子弹使用问题向最高决策人表达他的观点([1]，p.31)。在原子弹研制期间，他一直十分关心原子能政策。1944年夏，J.弗兰克代表芝加哥科学家专程来到华盛顿与V.布什讨论战后计划。他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引起人们注意([3]，p.121)。他是杰弗里斯委员会的成员，就杰弗里斯报告的第VI部分他与他的学生和同事(格丁根时代)尤金·拉宾诺维奇进行过一些交谈并提供了一些想法，他也曾参与2位芝加哥领导人联合声明攻击保密制度。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前，弗兰克同康普顿又一次来到华盛顿，见了康普顿的老朋友商业部长华莱士(H.A.Wallace)，后来弗兰克回忆三人一起用早餐时说:“我清楚地记着，我怎样否定在联合国会议上讨论关于未来的计划，那些政治家并不了解原子能发展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14(1958.10)，p.294)分手时，弗兰克把一份备忘录留给了华莱士。
这份备忘录是1945年4月21日弗兰克与拉宾诺维奇两人讨论拟定的，其中有些与杰弗里斯报告和西拉德三月备忘录相似的内容。他们表示:“科学家将不再回到象牙之塔，他们在不违背保密誓约的情况下，应该告诫政治领导人原子能开发的政治影响。”“知道这种现状的人怎么能不把世界的现状通知政治家呢?”([2]，14(1958.10)，p.294)在这个备忘录中弗兰克又强调了应该通知公众，但暂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在战争中首先使用原子弹。著名的原子弹社会史专家阿丽丝·金布尔·史密斯(Alice Kimball Smith)谈到这一报告时说:“像J.弗兰克这样的人不是希望支配国家政策，而是希望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决定。”([1]，P.33)
从西拉德和弗兰克的频繁活动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芝加哥的气氛。前面提及的杰弗里斯委员会的报告正在芝加哥准备的时候，22个冶金实验室的领导人在S.K.阿里森鼓动下联合上书反对保密政策，要求向美国及世界公众宣布曼哈顿计划的存在、原子弹的毁灭能力和对国家关系的影响([3]，p.118)。
其实，保密政策是针对纳粹德国而形成的，起始于西拉德发起的科学家自觉执行的称为自我监督制度。1940年4月，国防研究委员会物理分会开会时任命了以G.布瑞特为首的监督小组，限制论文的发表([6]，p.45)。随着陆军的介入和文官作用的减少，格罗夫斯制定的一系列更加严格的政策限制科学家。西拉德认为这些限制影响了计划的早日完成(他建议取消对科学家不信任的限制，而不主张公布与众)。另外各私人公司(如杜邦)在军方的支持下也开始限制科学家。22个科学家的行动正是由于对他们不信任而酿成的，也是对军方的限制政策的抗议。
已经介绍和即将介绍的科学家的运动为什么只在芝加哥展开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到现在科学原理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解决了，再加上军方对芝加哥科学家总不信任，试图把他们排除在工作之外。1944年7月5日，格罗夫斯命令A.康普顿到9月1日前裁员25～75%，这一决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康普顿也认为这样做不恰当([4]，p.323)。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再加上他们得到充足的时间，使他们更多地思考、议论和关心曼哈顿计划的意义。
按照辛普逊的说法，1945年1、2月间一些科学家，主要是些年轻人“开始很广泛地阐述关于使用原子弹和它对取得国际控制的影响。”([2]，14(1958.10)，p.293)有的年轻人说是西拉德第一个让他们思考他们的工作的政治影响的。另外，当时的领导人斯特思斯(J.C.Stearns)博士同意并帮助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班，开过几次会议后，组织了“原子能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是一位刚刚28岁的年轻人J.A.辛普逊，他领导青年人举行了很多的讨论会，这种讨论一直坚持到8月份。
4、临时委员会及专家组的任命
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成了原子能政策的裁决者。
4月25日，史汀生带着格罗夫斯来到白宫，与杜鲁门详细谈了曼哈顿计划及进展。杜鲁门是第一次了解计划([2]，14(1958.10)，p.295)。这次会谈史汀生与格罗夫斯各准备了一个备忘录，都谈到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3]，p.291～294)以解决政策、立法、决策等问题.而在这之前玻尔、弗兰克和西拉德也有此建议。杜鲁门此时别无选择，只有同意史汀生及他拟定的临时委员会的名单，并任命史汀生为主席，哈瑞孙(史汀生的秘书)为代主席，J.F.贝尔纳斯为总统私人顾问，成员有海军次长R.A.巴德(Bard)，国务卿秘书克莱顿(William L.Clayton)，布什，K.T.康普顿，J.B.康南特([2]，24(1955.10)，P.295)。
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的校长J.B.康南特觉着十分为难。他提出两项请求:第一，他要求将他和布什1944年9月30日写的备忘录拿给科学家们看，以维护同科学家的良好关系。这是因为这个备忘录与科学家想法一致，要求国际控制原子能与苏联达成协议。第二，应邀请科学家提供意见。在他和布什坚持下成立了由A.康普顿、E.劳伦斯、R.奥本海默和E.费米组成的专家组(Scientific Panel)([4]，p.345)。
临时委员会于5月9、14、18日几次召开了非正式会议。直到5月31日才在五角大楼正式召开临时委员会会议并邀请专家组参加。史汀生在1947年发表的《决定使用原子弹》一文中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讨论与这个题目有关的科学和政治问题。马歇尔中将和我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把原子能看作军事武器，而应把它看作人与宇宙的新关系。”([2]，3(1947·2)，p.39)
格罗夫斯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因为五角大楼是在格罗夫斯领导下建成的，所以格罗夫斯颇得陆军部的赏识，并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领导。在五角大楼开会更增加了他政治上的野心。西德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容克说:“格罗夫斯给人的印象是，他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唯恐战争可能在他的原子弹制造出来之前结束。”([9]，p.123)A.康普顿也认为为了形成使用原子弹的政策，格罗夫斯将负有主要责任([2]，14(1958.1)，p.297)。
如果读一读5月31日会议记录([3]，p.295～304)，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专家组也应为这次会议的决策负责，至少这些科学家代表没有代表科学家讲话。
在整个会议上，奥本海默认为投放原子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到了事后回忆此事时他也是这样认为。此时，奥本海默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与官方及陆军的交往已经使奥本海默与科学家缺乏共同的思想。当估计原子弹的威力时奥本海默估计约二万人死亡，A.康普顿把这解释为:“对技术问题做了技术回答。”([3]，p.295～304)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默斯与N.玻尔讨论过原子能政策的问题，再加上奥本海默对苏联曾一度抱有希望，在会上他曾提出通知苏联的建议。
科学家代表没有在会上理直气壮地表达科学家的思想，却迎合了上司的意图。他们的矛盾和复杂的心情在其它场合下有所表示。
康普顿说:“整个上午的讨论使人感到使用原子弹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只是在战略和战术上详细谈了各种不同的观点”([5]，p.238)。科学家虽然没有勇气谈科学家中的观点，但他们总还是科学家，尤其是A.康普顿还要回去同那些情绪激动的芝加哥的同事交待。所以，在吃午饭时，康普顿便问起坐在自己旁边的史汀生:“为什么不能用原子弹进行非军事演习，这样日本可能得到强烈的印象，他们会发现继续战斗是无用的。”史汀生没有回答，而是让餐桌上的人一起讨论。自然是军方占了上风，认为应该放弃这种观点([5]，p.238)。
1945年8月17日，劳伦斯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回忆了贝尔纳斯在午饭时曾问起他非军事示威的建议([3]，p.207)，他们以此为话题泛泛地讨论了大约十分钟([1]，p.38)。
E.费米是意大利流亡科学家，能参加如此级别的会议已经算对他十分信任了。为了报答对他的信任，他在会上没有做出任何有背于官方意图的表示，而且他对科学家的活动一直不感兴趣。直到1956年费米去世，他一直没有谈起过这次会议([1]，p.38)。科学家对专家组不放心，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们含含糊糊地表达了科学家的想法，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使用原子弹的决定。6月1日的会议在专家组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做出最后决定。
1.尽速对日使用原子弹。
2.原子弹用于军事、民用双重目标。
3.无需提前警告([2]，3(1947.2)，p.39)。
这个决定很快传到芝加哥，一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三、科学家们行动起来反对使用原子弹
1、弗兰克委员会及其报告
西拉德在斯帕坦堡的会谈没有取得结果，并没有灰心，他又来到华盛顿会见了准备参加临时委员会会议的奥本海默。西拉德第一次正式提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要求，他对奥本海默说:“我认为用原子弹攻打日本的城市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10]，P.129)西拉德的话使奥本海默非常惊讶，此时的奥本海默与西拉德毫无共同之处，他不同意西拉德的看法。
西拉德的南卡罗来纳之行，引起格罗夫斯强烈不满，陆军领导公开反对他们去白宫。格罗夫斯没有把西拉德召去。他对付不了西拉德，便召见了巴特基，说他们把一些秘密材料泄露给贝尔纳斯。其实，格罗夫斯是明显的发难。贝尔纳斯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临时委员会，对他根本不存在保密问题，更何况西拉德根本没有泄露秘密材料([10]，p.128)。西拉德和格罗夫斯的不和，典型地代表了在这场关系到人类前途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冲突。一是以西拉德为代表的大部分科学家所主张的，考虑的是全人类的前途和利益。二是以格罗夫斯为代表的、少数人所主张的，考虑的是个人名利及美国的暂时利益。这两种主张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原子能政策。因为这种冲突的存在，西拉德与格罗夫斯不和是必然的。
A.康普顿这位著明的物理学家在这场形成原子能政策的矛盾冲突之中，自己也陷入了矛盾。他一直介于科学家与决策人之间，同时受着两种思想的影响。他既是弗兰克的朋友，又是格罗夫斯的朋友，这经常使他采取左右摇摆的立场(多倾向格罗夫斯)。在临时委员会会议期间非军事演习的意见被否定后，他问史汀生是否可以把此次会议告诉他的同事。他的要求得到允许。他回来后，芝加哥处于热烈的气氛中，康普顿组织了一系列委员会，并允许弗兰克组织了影响很大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七名科学家组成，弗兰克为主席。成员有D.J.休斯(Hughes)，J.J.尼克孙，E.拉宾诺维奇，G.T.西博格(Seaborg)，J.C.斯特恩斯和L西拉德。
弗兰克委员会的成立及弗兰克报告被认为是科学家运动的高潮，弗兰克报告也成了战后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文件。按照1958年8月13日弗兰克写给A.K.史密斯的信中所说:“…我们的观点在许多人中间反复地讨论过了…”([2]，14(1958.10)，p.300)如果我们查阅历史文献可以发现6月4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有三个文件说明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国际控制。这次会议的总结说:“这种新武器以什么方式介绍到这个世界上来，决定将来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意思写入了弗兰克报告。6月4日会议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达不成协议，一切都完了！”这句话不但是N.玻尔四处奔走的内在动力，也是芝加哥科学家激动的原因。科学家同行后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了这一观点。
如果读一下弗兰克报告，读者一定会被科学家高度的才智和预言所征服。其中考虑到战后各国开展的疏散人口，考虑到核报复问题(即后来核战略理论家所讲的第二次打击)，强调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这篇报告没有使用尖锐的语言，而是用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告诫其它国家很快就会发展原子弹。报告提出三种选择:1.在无人居住的岛上，在同盟国及日本代表参加下显示它的威力，并告诉日本如果不投降就将原子弹用于日本。2.暂时不用原子弹，把它储存起来，以创造合作气氛。3.与联合国达成协议，在联合国批准的条件下使用原子弹。在这篇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到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力量。这个报告1965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A.K.史密斯著《危险和希望》一书中。
弗兰克报告6月11日完稿，委员会七名科学家签了字，弗兰克又一次飞往华盛顿。在这里，他见到康普顿。康普顿带弗兰克去见史汀生。得到通知说:史汀生不在华盛顿。于是，弗兰克把报告留在了史汀生办公室:“他的特别顾问G.哈瑞孙向我们保证:他将让部长注意这一报告。”([5]，p.236)在弗兰克要求下，康普顿在报告上附一便条。
弗兰克报告后来交给谁了，一直没有准确信息。直到1975年阿瑟·斯坦纳(Arthur Steiner)在一篇《原子科学家的洗礼》的文章中说，他们在原子能档案中发现委员会的秘书的记录:“哈瑞孙决定不让委员会而是让专家组来考虑芝加哥的备忘录。”([2]，32(1975.2)，p.25)不知什么原因，奥本海默坚持说:直到战后刊登这个报告之前，他一直没见过。
四天以后，即6月6日专家组在洛斯·阿拉默斯召开了会议。会上否定了弗兰克报告，做出“关于马上使用原子弹的建议”([3]，p.3O4)。在此会议上劳伦斯最后一个放弃了非军事演习的设想，而在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上签了字。
2、西拉德的请愿书
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西拉德的请愿说成是西拉德发动的支持弗兰克报告的签名运动([1]，p.46)。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首先，西拉德请愿书中根本没有提及弗兰克报告([10]，p.150一151)，另外，弗兰克和拉宾诺维奇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也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拒绝签字后，向西拉德解释，他们不知道此请愿书是否以正常渠道向上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请愿书可能影响对弗兰克报告的支持。
西拉德回忆说:“我认为时代要求科学家基于道德考虑公开反对使用原子弹。因此，我写下了一个请愿书在计划中传阅([10]，130)。这段话说明了请愿书不同于弗兰克报告的关键是西拉德强调了道德的考虑。
对于E.拉宾诺维奇来说，他拒绝签字还另有原因。这两个科学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常常意见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对军人的态度上。拉宾诺维奇几次对西拉德的行为不满，认为他太不注意与军方的关系，反而把事情弄糟。他像那些军人一样很看重格罗夫斯。
根据道义的原因不应对日使用原子弹这一观点一直激励着芝加哥科学家，就连A.H.康普顿也受了感染。沃尔尼·威尔逊(Volney Wilson)曾给康普顿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德国注定失败，他听人议论原子弹要用来攻打日本的时候， 很苦恼地来找康普顿，“真诚地希望我们不要用原子弹来攻打日本，他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基督教的同情心。”([5]，p.233)威尔逊是一位精神世界极为丰富的物理学家，他一开始就拒绝在S-1工作，但他听说德国的一些工作后开始转变思想，一旦德国战败，他马上就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他1957年10月3日给A.K.史密斯的信中记述了他曾与贝彻(Bacher)讨论过停止研究原子弹的设想([1]，P.62)。
还有其它许多以道德为根据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例子。西拉德是第一个将这一观点写入请愿书，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西拉德第一份请愿书是1945年7月3日写的，第二天，他就给冶金实验室各小组领导写去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比较激烈，因而，不但影响了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字，而且使得军方再次出面做梗。“然而，我们没有屈服于军方的压力……”([10]，p.130)按西拉德自己说，这封请愿书上有53人签字。然而化学家几乎都没签字，他们向西拉德提出，如果请愿书写得温和些，他们就签字([10]，p.131)。
第二份请愿书写于7月17日，这次得到69名科学家的签字。当西拉德的信和请愿书传到E.特勒手中时，特勒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前几年特勒曾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信件一事的见证人与参与者，当时他对世界和平、人类前途充满了憧憬。在美国这几年，科学及政治上的抱负使他更多地想到自己的前程。另外，希特勒的迫害也使他受到消极影响，他内心深处有点相信强权政治的力量了。他没有签字，也没有传阅西拉德的请愿书。他给西拉德写信说:“自从我们讨论后，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思考你对马上使用原子弹的反对，我决定什么也不做”，他提出拯救士兵的问题，又说:“工作下去的原因是我有兴趣。”最后还提到此信可以拿给维格纳和弗兰克看看([3]，p.218)。
特勒把这封信寄给奥本海默看了，并附有一信说:“我相信，我所说的符合你的观点。”([3]，p.219)就请愿书一事他与奥本海默谈过一次话，他认为科学家利用自己的威信来影响政策是不恰当的。特勒与奥本海默一直是死对头，此时却走在一起。几年以后，奥本海默对自己的行为开始反思，而特勒却从氢弹的传教士终成氢弹之父。
弗兰克等人曾劝西拉德逐级传递请愿书，西拉德一开始担心他们不传递或拖延传递这一请愿书。“然而遗憾的是，我终于屈服了，把请愿书交给了康普顿。而康普顿把它交给C·尼克尔斯，并保证通过格罗夫斯把请愿书送往波茨坦。”([10]，p.132)
然而，7月25日此请愿书送到格罗夫斯手中时，时间已迫在眉捷。格罗夫斯一直拖到8月1日才将请愿书送到史汀生办公室。杜鲁门没有读到请愿书。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
结 语
原子弹的出现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最为纠缠不休的一个特例。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最为敏感、最为关切、体会最深的无疑是原子科学家。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这是科学家坚定的信念。然而原子弹的出现，使人类的自我毁灭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这对科学家本人无疑是一次剧烈的冲击。从此科学家走出了象牙之塔，他们要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负责。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斗争就是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的第一幕。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在这场斗争中及其整个一生的实践中为科学家关心社会做出了杰出榜样。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无疑对于我们理解战后科学家的心理，理解科学家发起的帕格瓦什运动，理解世界各国蓬勃兴起的反核战争和和平运动都有帮助。
在著名的帕格瓦什运动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国周培源同志是参加会议的2位代表之一。十年动乱，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义务。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走向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争取世界和平。只要有和平条件，我们的四化就能实现。
只要世界大战晚一天爆发，人类就肯定会找到从核武器威胁下走出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Alice Kimball Smith，“A Peril and A Hope”,University of Chioago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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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自然科学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5期，总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