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作用，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科学文化方面的基本政策，更重要之点是它已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追求真正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1978年9月，周扬曾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第一次提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研究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1]今天探讨这一方针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思想史中的命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正式提出的。在这之前“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已经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提出。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在梅兰芳请求下为中国戏曲研究会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很快就成了发展戏曲事业的指导方针；[2]19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的方针时，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虽然这两个口号在1956年以前已分别提出，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将其确立为大政方针。“百花齐放”这个口号虽然由于毛泽东的题词而广为人知，但与这个口号提出几乎同时开展的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却没有使人们产生不协调的感觉。“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根本没有公开宣传，甚至陈伯达向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委员们传达时也是含糊其辞。[3]毛泽东本人当时的几次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这个口号。
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放在一起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基本方针提出绝不是简单地文字组合，它有着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就国内而言，1956年，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此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早于1954年正式颁布。1956年1月14—21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自然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一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一项以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为目的的”方针，在逻辑上是和谐的和顺理成章的，但导致“双百”方针提出的更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却是在国际方面。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对斯大林的批判，使人们“对盲目地学习苏联的弊端有所觉醒”，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应当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这种觉醒反映在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该文指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4]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也通过中宣部及其它渠道反映到中央决策人那里。1958年2月，[5]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开会时陆定一反映的学术界三个不正常的情况中，前两条都是由于全盘学习苏联造成的，其一是在遗传学界把“米丘林学派”说成是无产阶级遗传学，把“摩尔根学派”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其二是讲“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浦洛夫是社会主义医。[6]
“双百”方针主要是在总结盲目学习苏联的教训和直接从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前谈及“双百”方针的文章中，许多人认为党提出“双百”方针的基础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中对于错误的总结和认识，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左倾错误并没有更深的认识。例如，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7]可见，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批判的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将对以后产生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是怎样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体现了学术自由精神的方针呢？这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作出解释：（1）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斯大林的个人命运和苏共因此受到伤害，把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如何推进民主建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2）国际政治形势的严峻性。就当时两大阵营所处的态势而言，社会主义特别是苏共的形象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国际声誉，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
但是，不能不承认，苏联的变化在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时还不可能有更全面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解放前后新旧对比的温馨感和在战争废墟上显现的建设成就也掩盖了瑕疵。在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的方针的酝酿和提出过程中，还没有认识或没有勇气指出和纠正建国以来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对胡适、尚钺、梁思成、胡风，对人口学、社会学等等政治批判的错误，甚至在陆定一的讲话中仍然强调：“批判胡适，还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应。这个批判，以及对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是完全应该做的。对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也是完全应该做的。” [8]可见，党的“双百”方针是在没有对“左”的思想进行清理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效果也大不相同。这是由于50年代初已确认自然科学只是没有阶级性。而社会科学则不同，这一认识是对过去在遗传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整治批判这一做法的否定，这种观念的确立误以为以后在自然科学领域较少地收到来自非学术（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干扰提供了脆弱的前提。对于社会科学，由于当时过分夸大了它的阶级性，使得在“双百”方针提出的同时，对从1956年以前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历次政治批判采取了全盘肯定的态度。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就难以实现学术上的真正自由争鸣。因此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势必蕴含着潜在的危险。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的方针是1956年4月的事情。在4月4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把这两个口号作为党的一个方针。他在总结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9]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议，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要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在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0]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这一基础上向首都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界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 [11]令人遗憾的是笔者除了读到毛泽东几次在讨论时的发言外，没有得到任何更正式的材料说明这个方针是党的集体作出的决定。陆定一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表了它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12]这个讲话在当时确实激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
毛泽东另一次公开正式提到“双百”方针是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繁荣的方针。” [13]
二、模糊的起点
“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不同的反响。苏联的赫鲁晓夫持否定的态度，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否定了党的领导，据说还给双百方针戴上了“自由化”的帽子。当时的世界，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即所谓的“自由世界”；另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一顶“自由化”的帽子，无疑是指责我们已经走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刘少奇曾经指出了这一点：“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他宣称：“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 [14]
但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包括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提出“双百”方针是持积极地欢迎态度。波兰驻北京的一位女记者专门到科学院采访“双百”方针的背景及科学界的反应，“她当时十分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将是第一个在学术园地中‘百花盛开’的社会主义国家”。[15]法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富尔在我国宣布“双百”方针之后来中国访问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科学文化政策十分赞赏，认为单凭这一点法国也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并专门就此撰写了评论文章。“双百”方针为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声誉起了很好的作用。
“双百”方针提出后，在国内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为此激动不已。从1956年5月至1957年6月各大报刊都大量地登出有关文章，或表述自己的心情与认识，或对现实提出批评。1956年8月在中央宣传部的倡导和参与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会议一反过去对“摩尔根学派”的压制，让“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平等地在一起交流、座谈。因此，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召开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会上于光远代表中宣部讲了两次话，为“摩尔根学派”作了政治上的平反。这次会议“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是我国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发展的第一次历史转折。”这次会议表明了党对科学事业态度的转变，[16]但是，真正的学术自由还没到来。
1956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争鸣》杂志，这份综合性月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术界思想界多一‘争鸣’园地”。[17]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实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反复动员下，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心，发表了许多至今看来都仍然是十分精辟的见解。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老知识分子的心情。文章写道：“百家争鸣实实在在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他列举了一些建国以来，由于受到政治批判而不再做学术研究的人，现在因受“双百”方针的鼓舞而重返岗位的例子。文章还从另一方面进一步指出了早春天气乍寒乍暖的情况，说：“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寻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而一些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18] [费孝通的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颇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觉”] [19]
在文艺界也“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王蒙在30年以后说：“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部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 [20]1956年底，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在电影界、文艺界理论界更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中国舞台上，真的敲起了一阵催春的锣鼓。
然而，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理解是很混乱的。在当时发表的有关“双百”方针的大量文章中，大部分还仅仅停留在对“双百”方针作形式上的解释。1956年7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一文中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的交响曲。万种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一定的乐谱。我们要‘争鸣’而不是要‘乱鸣’”。许良英在《科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说：“希望争鸣是合唱，而不是要有‘乱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是允许百家自由争鸣，就不能不允许各人有各种各样的调子。这种乱是不可怕的，它只能使思想真正解放，科学成果更丰富，也使人们更能明辨是非”。[21]作为“双百”方针基础的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其精神实质在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理解的，他必然导致对“双百”方针的许多形式上的注释和推理。在当时谈论“双百”方针的文章中，人们首先对“齐放”和“争鸣”给予了文字上的不同解释，后来又从这两个词中推演出“放”和“鸣”，并重合成“鸣放”，后来又作了“大鸣”“大放”的解释。另外在“花”和“家”两个字上也有不少人大做文章，例如提出只能放“花”不能放“草”，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等等。
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的地位如何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人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百家争鸣提出不同意见，但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回答。
“开放唯心论”这个口号反映了“唯心论”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在这之前唯心论是完全被禁止的。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首先明确提出“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还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自由的”。并提出了“开放唯心论”的口号。于是在当时的大学里重新被允许讲授“唯心主义”的课程。例如，在北京大学金岳霖讲授了罗素哲学，洪谦讲授了马赫哲学等等。再次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开放唯心论”的口号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哲学方面，他更深的意义在于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些学说的开放。但是，当时“唯心论”是当作批判的对象来开放的。从而限制了“唯心论”的真正开放。例如，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郑昕在“开放唯心论”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研究唯心主义”，甚至进一步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最后一个哲学体系” [22]的论断。
知识分子中间尚且存在如此多的模糊认识，各级领导干部就更难对“双百”方针有十分正确的认识。钟敬文当时就指出了这种情况：“他们心里怀疑或者干脆不赞成，当然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直率地讲出来。他们的想法是，这种方针实行起来，对于那些艺术家和科学家是会有好处的，可是对党有啥好处呢？” [23]最能反映这部分人心理的是，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呻吟低沉了……”他们的指责在一段时间内被当做来自党中央的意见，使刚刚活跃的学术空气又沉闷起来。
造成对“双百”方针理解上的混乱和态度上的对立，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决定这一方针对后来中国命运，特别是中国知识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意义上讲，有几点则是具有决定性质的。首先，既然“双百”方针是作为一种对内繁荣科学文化，对外服务于国际政治需要的政策提出来的，即它不是直接和自觉地建立在公民自由权利逻辑延伸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无论对科学家还是对艺术家，在“双百”方针意义上获得的自由权利是有限的和服务于一种明确而具体的前提的；而从知识界来讲，“双百”方针不仅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自觉地理解成对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的重新肯定和强调，而且意味着对建国以来学术界出现的用政治批判代替自由的学术讨论做法的否定。他们的期望值显然远远超过了这一方针提出者在提出这一方针时具有的前提和界限。因此，事情一开始，在知识界引起的就不仅是对自身学术问题的争鸣，而是变成了对“双百”方针本身应有的自由容量的关注以及对在此之前影响学术研究、艺术创造自由开展的原因的追寻。一部分讨论确实已经由学术、艺术政策转向了政治（尤其是在党提出帮助整风的号召之后），对于知识界批评的来势，今天看来，应当说在开始时党的领导人是缺乏估计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正确地做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但是，这里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不等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用经济建设的管理来代替。党在宣布阶级斗争结束时，虽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但是作为一种执政党的国家政治学说，它不具有机制意义上的可操作性。而且，尤其没有充分意识到党本位和公民本位在失去了阶级对抗背景之后的原则区别，因此，这使得党不是把已经出现情况理解为执政党与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调整，而是又退回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把它理解成对抗阶级围绕政权问题的政治斗争，从而把本来应当向前进，去完成历史已经交给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变成了向后倒退，继续重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联系到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不仅党的国家管理经验优先，而且尚待成熟的政治结构也无法适应真正的民主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选择几乎是必然的。真正严重的是，此后出现的人为的阶级斗争，不是作为一种稳定政局的权宜之策，而是由此开始的对阶级斗争在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地位的重新肯定。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种判断再也没有引起过党的怀疑和反思，而变成了居于“纲”的地位的理解国家政治生活的唯一理论，而唯一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阶层——知识分子便成了能够支持“阶级存在”论断的唯一的实体和斗争的主要对象。
三、“双百方针”的改变
“双百”方针提出不到一年，195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这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中要“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24]指示还规定，这次整风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
后一个材料是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百家”变成“两家”在此已经萌芽。（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3）“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种想法后来发展为动员鸣放。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党内要求“收”的呼声甚高，这种意见较集中地反映在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中。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很不理解。” [25]应该怎样理解“双百”方针，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理解“双百”方针的呢？要想搞清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恐怕更应该注意他在会议上的一个插话：“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的、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26]让我们再来看看在正式发言中，毛泽东是怎样解释“双百”方针的：“这个方针是符合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27]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交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1月以来，毛泽东在许多公开的和非公开场合大谈“双百”方针就是辩证法。这里所说的辩证法，就是只有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才有可能批判掉。这时“双百”方针已经与政治生活与学术研究中所要求的民主与自由背道而驰。
为了使人们能开诚地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保证“无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28]这些规定对人们打消顾虑，敞开言路，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以来，毛泽东的几次公开报告，虽然“已经包含着同‘百家争鸣’的精神的不一致，已包含错误的种子。” [29]但因为在这之前陈其通等人造成的压抑气氛，这些报告在知识分子心情大都十分激动，以为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政治气候已经来临，这为下一步整风鸣放铺平了道路。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宽……”。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专门就“双百”方针答复了《文汇报》记者的问题，批评了陈其通等人是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30]
毛泽东讲话之后，舆论工具终于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气氛，大部分人并没有感到自己身边潜伏的危险。但是，也有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他们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说出了自己心里话。许多知识分子向党提出了一些诚恳的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由于整风是以运动的形式展开的，再加上早有“言者无罪”的保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过激之言，但其中绝大多数意见是中肯的，有益于国家，民族和共产党自身建设的。
在鸣放整风过程中，民盟中央成立了“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民盟中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就中国的科技体制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1957年6月9日，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以曾昭抢、钱伟长、干家驹、华罗庚和童第周的名义提交给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他们的意见首先是“保护科学家，这包括为科学家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个报告对中央文件中规定科学院是科学研究的“火车头”表示异议，认为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意见还对社会科学方面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提出了批评：“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被取消了” [31]
就这样鸣放整风的运动在学校，民主党派，党政机关逐渐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风鸣放远没达到高潮之前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传阅，毛泽东根据人们在整风鸣放中的表现，将其划分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并认为“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文章还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是最坚决最猖狂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修改了整风指示中关于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规定。将严重违法乱纪重新解释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32]这篇文章为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扫清了第一个障碍，并为这场运动定下了调子。
最令人瞩目的还不是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内容，而是他对内、对外两套截然相反的部署，毛泽东的文章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传阅的同时，中央却在不断的鼓动人们鸣放，动员人们打消一切顾虑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6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规定“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可”。“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 [33]
经过充分的准备，1957年6月8—1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等6篇社论，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点名批判了章伯钧、储安平。此文给右派这个名称作出了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在这里毛泽东又取消了整风批示的第二条保证，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公开宣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34]这篇文章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极大地损害了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信誉。它为十年后的洗劫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预演。
1957年7月5日郭沫若在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认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35]1957年7月14日郭沫若在京区科学家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又一次发言，认为“曾昭伦，钱伟长两个人是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中的骨干，是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是我们必须彻底批判的主要对象。千家驹、华罗庚、童地周参加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现在看来，是被右派分子利用的”。[36]郭沫若还点了“虽然在文件上没有签名，但也是另一位重要人物的费孝通。”这就使得民盟科学规划临时研究小组提出的意见成为有名的“六教授意见书”。
在反右运动中爱到打击最大的恐怕还是那一大批政治上单纯，充满了热情和责任心的青年学生，1957年内全国各行各业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37]
通过对1957年“双百”方针执行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1957年上半年“双百”方针被理解成一个“放”字。是不是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被当作“放”还是“收”的问题引起了一场公开和非分开的争论。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下半年，最终的结局落入“放——收——整”这一格局之中。而“双百”方针最后不可避免地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
四、短暂的小阳春
尽管“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中被当作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这个方针已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形式上并没有将其废除，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双百”方针抱有的期望。
196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想实现八字方针，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是中国共产党重申“双百”方针。1961年3月初《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篇文章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段话：“在政治上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一件事；在学术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显然是互相有关的，但又并不就是同一件事。” [38]尽管这篇社论有些新意，并在各大报纸转载，但它并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什么热情。在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的连续倾盆大雨之后，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无疑是必要的，但知识分子在心里有着极大的阴影，他们的欢迎态度是十分有保留的。从这一时期发表在报上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看出这点。《红旗》社论发表之后，大批文章出现的现象不见了。从1959—1962年人们不间断地零零散散地写出文章谈论“双百”方针，但这些文章大都没有实质内容，而仅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上。
报纸上的漫谈百家争鸣没有实际的内容，真正有实际内容的是其意见不见诸报端的“神仙会”。“神仙会”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百家争鸣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1957年鸣放时登在报上的言论后来成为“右派”的罪证，所以“神仙会”吸取了1957年鸣放的这一教训，采取了一种比较保险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方式。“神仙会”实际上是一种事先声明不作记录，不作报道，并保证坚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座谈会。因为这种方式适应了知识分子既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又想保护自己避免挨整的心理，所以它在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中间很受欢迎。
“神仙会”发端于1959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代表大会，1960年各民主党派纷纷效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同意，这一形式很快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展开，“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都是空前的”。有人这样总结了神仙会：“内有斗争，外无压力”，“有交心的内容，而无交心的形式；有批评的内容，而无批评的形式；有检查的内容，而无检查的形式”。[39]在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神仙会”上，“对人民内部的各种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都进行了充分的自由讨论”。[40]这种对学术及政治问题的自由讨论本身就是“双百”方针的体现。
从1961年开始，陆定一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讲话和指示，要求克服文艺界和学术界简单、粗暴、片面的领导作风，反对在学术问题上贴政治标签。他说：一贴标签就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百家争鸣没有了。”“毛泽东没有研究过物理、化学的问题，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和化学呢？”
1961年4月周扬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认真分析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阻力，他说“由于过去有那么多斗争，不可能不影响到百家争鸣。”
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1961年7月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其中第十条专门讲了“双百”方针，十四条是“双百”方针在科技界第一次制度化，这正像邓小平当时所说《科研十四条》是“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后来根据十四条，又提取了其中政策性较强的七点意见，写了一个请示报告，七点意见的第二点就是“双百”方针。[41]
随着形势的发展，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民主生活再次恢复，在这次会议上，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教训，人们开始从过热转向冷静。这次会议的第二个议程是召开“出气会”（即“神仙会”）让人们说真话，说心里话。
1962年2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会上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都检讨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应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
尽管出现了这段“小阳春”气候，但在当时，这并没有改变在前一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搞阶级斗争的激进观念。例如，在1961年3月1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的社论，把“神仙会看作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这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对“神仙会”的看法；“神仙会”是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摆出来，让大家“和风细雨”地批评一番，以求得正确的认识的方法。“它不仅是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有效方法，而且也是党对他们进行改造的重要方针。” [42]
毛泽东本人对于国内日益开放的形势也并不满意，他在1963年8月批评了给知识分子摘掉帽子的做法。他说：“知识分子，地富分子，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43]
在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口号，从而把刚刚恢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又一扫而空。
五、文革中的扼杀与搏斗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革前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解释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种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专断式的文化革命从1962年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反党小说就开始了。紧接着在1963年对新编昆剧《李惠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1964年对《三家巷》，《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等一系列小说和电影的批判中，无限上纲，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做法愈演愈烈。1964年夏天，开始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孙治方的经济思想，翦伯赞的历史观等一些纯系学术的观点都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
“文革”之前的学术批判表明“双百”方针实际上已经废除掉了。更可悲的是，在这些批判中被批判者不容申辩，其他的人连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敢吐露。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批判在全社会的大普及。
为了更彻底地开展“文化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双百”方针。前面已经说过1957年是否继续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被简化为“放”还是“收”的问题。[44]而《五·一六通知》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专门讲到了“放”：“（三）提纲（指‘二月指纲’——引者）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 [45]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以前“凡要是发表过具有独创性学术见解的人，几乎都重新受到更加残酷的斗争，而陆定一为党的‘双百’方针所做的系统阐述也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纲领”。[46]文革期间批判陆定一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但署名“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却是专门针对“双百”方针批判陆定一的十分典型的文章。该文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灭资兴无，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革命灵魂就是灭资兴无”之后，又模仿着《五·一六通知》的调子，指责陆定一：“抽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革命灵魂，抹煞其阶级内容，把它篡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最后作者竟要“运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锐利的武器，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47]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灭资兴无”是一个叫得多么响亮的口号。然而“灭资兴无”是“双百”方针的灵魂这样一种解释又是哪一位理论家的创造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追溯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此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共讲了15条教训，其中第九条专门讲了“双百”方针，其中写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地，激烈地阶级斗争。”“灭资兴无”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一个口号。
文革初期对“双百”方针所作的解释，正如于光远所说的，“可以使已经成为空话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妨碍他们实行凶残的统治。” [48]实际上在文革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批判陆定一周扬等过去代表党中央宣传部门所作的讲话之外，人们并不再提起“双百”方针了。
1974年秋，江青、姚文元为了鼓动一些青年人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所谓“各种反动观点”进行“革命”的批判。搞了一个名为《自然科学争鸣》的内部刊物。张春桥有句名言叫做“百家争鸣，还要一家作主”。这一家是谁呢？按张春桥的意思“在文艺方面，要听江青的，在科学方面，要听姚文元的。” [49]于是在姚文元的亲自把持下的《自然科学争鸣》于1975年初创刊了，为了便于控制，规定该杂志每期“宣传方针和学术讨论问题”都要向他报告。
《自然科学争鸣》创刊号的短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然科学争鸣”，号召大大加强“自然科学战线的战斗”。《自然科学争鸣》的创办，成为“四人帮”继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之后的又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大批判”，乱扣政治帽子的阵地。（《自然辩证法杂志》的一个负责人公开宣称“我们的杂志不搞百家争鸣，只搞一家之言。”）[50]这种用政治的利益对科学，文化事业的干预是从1956年得出的“政治不能干预自然科学”结论的大倒退。而在文革的一片肃杀气氛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什么偏偏对自然科学祭起了“双百”方针的法宝呢？很显然，他们所要的不是自然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而是借“争鸣”之名，对以前依然保留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极其有限的学术自由的彻底扼杀。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重重困难中着手各方面的整顿。但此时，在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方面，仍然被“四人帮”所把持着。1975年7月，面对全国人民对“百花园中一花独放”，“八年看八个样板戏”等现实文化生活的愤情怨言，1975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他连续作了两次讲话，指出：“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51]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使四人帮十分紧张，姚文元到上海找了一帮亲信商议对策，并布置人火速写一篇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以“备用”。7月21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一文写好，以后又四易其稿，根据姚文元的意思将题目改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75年7月，毛泽东又指出：“ 不能走”。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当时分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召集科技人员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座谈会。之后，华国锋委托科学院继续举办了多次这类座谈会，并于9、10月间由科学院印发了七期《百家争鸣座谈会情况报告》。与此同时，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组织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其中专门用一节谈了“双百”方针，指出：“不能以……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52]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一场文化浩劫仍然敢如此鲜明地谈论“双百”方针，这是需要勇气的。邓小平对这个《汇报提纲》十分关心，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分也适用。” [53]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大地陷入一片黑暗。试图体现“双百”方针精神的《汇报提纲》成为“三株大毒草”的第一株，首当其冲受到批判。1975年7、8、9三个月中一些关于“双百”方针的议论也被当作“奇谈怪论”受到批判。
六、走上新的起点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新恢复党的“双百”方针。
1978年3月5日通过了新宪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写进这部宪法的总纲部分。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对此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并说：这一方针“是我们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项根本性方针”。[54]
1978年3月18—24日在北京召开了有5500多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和方毅的发言都大力强调了要实行“双百”方针，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科技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讲话，使与会者十分激动，又一次呼唤“科学的春天”。
1978年12月23日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55]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要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种权利。
1978年9月周扬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报告。他在这篇讲话第一次堤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研究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周扬在回顾十年文化浩劫历史时指出：“在‘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本来应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却变成了一片荒芜，死气沉沉。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正当文化生活的权利。……这种状况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更可贵的是，周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反省，指出：“……我们这些过去参与管理过学部工作的人，特别是我个人，工作没有做好，也是有责任的。” [56]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承担个人责任的精神在当时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十年文化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两个凡是”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提法。从1978年3月到1982年11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写入宪法共有四年零八个月的历史。在讨论宪法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彭真作了两点十分清楚的说明：“第一，作为公民的权利，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写了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就是说，已经用法律的语言，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第二，科学和文化工作中，除了这项方针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基本方针，不必要也不可能——写入宪法。” [57]
1986年是“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经过反复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人们终于能够在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中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第一篇纪念性文章是1986年5月上旬在各报上同时公开发表的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但实际上，对双百方针的纪念活动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开始了。在1985年底至1986年初，有人就提出和开始酝酿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这种想法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陆定一的回顾文章在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以后的几个月间，许多人纷纷撰文，各抒己见，在总结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思索。从1986年的5月以来，比较集中的对“双百”方针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议论。在这期间仅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包括海外版）、《文汇报》、《自然辩证法报》、《自然辩证法通讯》、《新观察》等报刊上发表的专论就有一百多篇。在北京召开的较有影响的座谈会有：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5月13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58]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政治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团体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在5月29日联合召开的大型座谈会，全国政协在6月19日召开的座谈会等等。参加会议的人分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这次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规模可见一斑。
1986年对“双百”方针的大量议论，无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从理论基础上来说，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深刻。它反映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专制后的觉醒；反映了近十年不断反思的结果。它大致包括如下一些主要内容。
1.有关1956——1957年“双百”方针提出后阶段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1）认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并在以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都曾一贯地强调和坚持了这个方针。[59]但是，在“反右”以后，“双百”方针在“形式上没有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本人也错误地提出了“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60]（2）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包含着同“百家争鸣”的精神的不一致，已包含错误的种子。[61]（3）认为至迟在1957年1月开始（不是“反右”以后），毛泽东本人就已经明确地把“鸣放”当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反右’是‘双百’方针实施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收获。” [62]
2.关于“双百”方针和公民自由权利的关系，抓住了“自由”这一精神实质来谈论“双百”方针。人们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呼喊，成为这次自发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运动的实质核心。
在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中，许多人提出和讨论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划界问题，指出：科学和意识形态在性质和职能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当“正视两者的区别”，“防止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标签和限制科学的自由探讨。” [63]在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中，有人进一步提出了对“学术民主”提法的批评，指出，民主包含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学术问题都来个‘少数服从多数’，还有什么科学可言呢？”“学术问题是不能靠民主手段来解决，当然更不允许专制，唯一可能的是自由讨论、自由争鸣。” [64]
3.关于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议论。这是基于对大量的政治干预学术和学术问题进行政治批判的思索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并不是新问题。但是，过去的议论大都是试图能够明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以免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批判。今年对这一问题的议论显然有了突破。许多人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于政治问题是否也是可以讨论的。人们提出，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就当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在1986年7月31日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万里也谈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关键不在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65]
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出，经过三十年的坎坷磨难，人们由对“双百”方针的呼唤上升到了全新的水平，早已应该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今天才终于被全党和全体人民自觉地提上了日程。
七、结语
从“双百”方针提出至今，3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视角上去鸟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时，往往会发现，历史似乎是在惊人地倒退；今天，人们仍然以“双百”方针作为自我捍卫的武器去进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不懈奋斗，人们的精神指向，历史的真实追求，早已远远超出了科学、文化方面，而回归到了早在这一方针提出两年前，即1954年9月20日就已通过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在我国，以党的“双百”方针追求自由和民主，往往比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更能引起社会的首肯、同情和关注，尽管1954年宪法第八十七条和第九十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66]但是，它的实际影响不仅远不如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而且，在此后长达30年之久的历史中，人们对自由权利的呼唤，几乎都是高举了“双百”方针的旗帜，而极少援引宪法去为自己辩护，这并不是说党的“双百”方针比宪法更集中，更彻底和更本质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而是说在国家事务中，甚至在决定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方面，党的方针政策甚至比宪法具有更为实质的影响能力和权威性。
1978年，“双百”方针被写进宪法。首先，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宪法所要规定的，只是公民的最基本和最实质的权利，人们希望在“双百”方针中所获得的权利，在这部宪法中，早已被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所更为科学和准确地肯定和包容了下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双百”方针，即使我们忽略掉它作为政治斗争策略的性质，仅就它在最宽容的条件下的含义而言，它也只是以发展科学，繁荣艺术为目的的，在这一方针的意义上，人们所拥有的权利，充其量也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性质。而宪法在民主政体下具有基本法的性质和地位，它的最高权威性的最实质的依据却在于，它是国家主权拥有者——全体公民对国家颁布的，是公民授予政府作为国家管理者权力的前提，是国家一切行为合法性的最高判据。因此，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是主权者的权利，宪法中写进的公民权利，不是国家对公民的许诺、赐准，而是公民要求国家必须承担捍卫和保障的义务。这样，把“双百”方针这样一项服务于具体目的的方针写进宪法，就不仅模糊了国家和主权拥有者和宪法的公民主体性，而且必然在实际上歪曲宪法中公民权利的本质，这显然是和把“双百”方针写入宪法的初衷相悖谬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这种纯粹学理性的探究，而把它放进30年来中国的历史实践和1978年当时的背景加以考察，则会看到它的明显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即一方面，在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科学、艺术、文化、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是危及公民权利最经常和最敏感，捍卫公民权利最困难，代价最昂贵的部分。它几乎构成了30年来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体建设斗争的中心内容。因此，造成了“双百”方针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而在事实上已经上升为自由权利的同义词。把“双百”方针写进宪法，并得到拥护和肯定，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其次，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它反映了人们对宪法至高地位的觉醒和肯定。人们意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全部意志和利益以法的形式向国家颁布，才可以以主权者的名义合法地行使自己对国家的权利。对比1954年后在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关系上人们的选择倾向，我们就不难从1978年宪法中所表现出来的稚气中，看到人民的觉醒和成熟。也只有在这样觉醒的基础上，它的这种幼稚才能被在更深层次上的成熟所正确地纠正。
1982年11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对从宪法中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法作了说明，表面上看，历史回到了1954年宪法的水平，而宪法则取消了人们为之奋斗了近30年之久的“双百”方针，但这种表面的回归，却显示了历史的实质性的进步。它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宪法性质理解的深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进一步发展，它将可能启示人们进一步觉悟到自己是国家权利的赋予者，从而为这一地位的真正获得，即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彻底实现，进行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奋斗！
30多年过去了，对这段历史，我们不厌其烦地清理和剖析，目的当然不是追究功过是非的责任承担者，也不是借此为一种浅薄，甚至有某种盲目性的正义冲动推波助澜。揭示民主改革的最深层性质，目的只在于使人们在不忘历史的同时，充分认识我们民主建设的深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以更富历史感、责任感的实际行动，把我们的政治体制政策引向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建设性的方向上，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才能由于我们的努力而获得更有成效的进展。
注：
1 周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2 福之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8月8日。
3 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第40—42页。
4 人民日报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5月4日。
5 据李佩珊回忆，这个时间可能有误，时间可能在2月以后。
6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
8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9 转引自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
10 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12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花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1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页，这个讲话于1957年3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发表时作了修改，主要加进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为6月８日开始的反右运动提出理论根据。
14 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
15 范岱年：“要百家争鸣，不要一家独鸣”，《自然辩证法报》，1985年５月19日。
16 李佩珊等；《百家争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第１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17 于家驹：“我们为什么要办‘争鸣’”，《人民日报》1957年４月28日。
18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19 倪鹅笙：“读‘知识分子早春天气’——同费孝通先生交换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４月27日。
20 《光明日报》1986年5月15日。
21 许良英，范岱年；《科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
22 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
23 钟敬文：“破浪前进，《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
24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25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8页。
26 参见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第13页，1967年，会议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
27 同26，第345－346页。
28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55页。
29 王若水：“关于‘双百’方针的若干问题”，《文汇月刊》，1986年，第7期，第49页。
30 周扬答《文汇报》记者问《文汇报》，1957年４月9日。
31 民盟中央科学规化问题临时研究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日报》1957年6月9日
32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6—428页。
33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1—432页。
34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438页。
35 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第1—7页，1958年7月，北京。
36 郭沫若：“爱国的科学家积极行动起来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34页。
37 “关于右派分子的小统计”，《三十年来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一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
38 红旗杂志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光明日报》，1961年3月1日。
39 社论：“广泛地用‘神仙会’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光明日报》，1961年3月15日。
40 畅谈“神仙会”与“百家争鸣”诸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3月15日。
41 感谢姚蜀平同志，让我们参阅了她正在写作的《当代中国》中国科学院卷，院史部分。她说《十四条》正是科学家在神仙会中发表的意见的总结。
42 社论：“广泛地用”神仙会“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光明日报》，1961年3月15日。
43 “毛主席论知识分子（1962—1967年）”，《科学革命》1967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科学革命》编辑部编，第22页。
44 周扬也认为“放”即“双百”方针。他说：“用毛泽东通俗的说法，就是“放”的方针，运用到文学艺术和科学上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10日。
45 “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一集，第426页。
46 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47 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人民日报》1967年8月29日。
48 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49 罗劲柏：“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罪行”，科协理论组编，北京，1977年。
50 郑闻：“‘四人帮’‘支持争鸣’的一个骗局”，《自然科学争鸣》，1977年第2期，第12—13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决议注释本》。
52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4页。
53 康立，延风：“《汇报题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4期。
54 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8年3月10日。
5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1976—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
56 《周扬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26—27页。
57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79—198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3页。
58 参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第5期。
59 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
60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
61 王若水：“关于‘双百’方针的若干问题”，《文汇月刊》，1986年第七期，第48—52页。
62 许良英：“‘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第1—4页。
63 罗嘉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百科知识》，1986年第5期，第16页。
64 李昆峰：“学术自由的根本在于解放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第10—11页。
65 万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
（本文是王德禄、李真真联合署名的，发表于《走向未来》1987年第2期，总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