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治国论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中的政治思潮,在现代化国家中,对于它的讨论几乎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我们还处于前现代化的过程中,专家治国论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主导的地位并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贤人政治传统,使一些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并试图使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影响。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一股潜流。
（一）
专家治国论的思想渊源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要求“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的哲学家来统治,[1]同时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人的能力的先验本质决定,所以,他宣扬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贵族政治。经过漫长的中世纪,随着科学从哲学的包容中脱胎而出,这种贵族政治取得了一种近代形式的专家治国论。在西方,人们一般称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为专家治国论之父。他虽然没有使用专家治国（technocracy）这个词,但他清楚地表达了专家治国论的基本主张，需要一代“新人”——工程师、建筑师、计划工作者——充任领袖。[2]1919年,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W·H·史迈斯（William Henry Smyth）第一个使用专家治国这个词。他后来将其解释为“人民通过他们的公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进行有效的统治。”[3]专家治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在1932—1933年间风行于美国的,美国著名思想家索尔斯·凡勃伦是美国专家治国论的思想阐述者,而霍华德·斯科特是专家治国运动的发起者。面对30年代的大萧条,斯科特提出丰富的物质生产,要求专家治国式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只有专家治国才是唯一合理的管理方式。”[4]在斯科特的鼓动下,专家治国做为一种政治运动在美国持续达三年之久。斯科特推行的专家治国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人们将这种主张描述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统治。”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尤其是原子弹的出现,掌握自然界神奇力量的科学家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转化为一种权力,使得科学技术专家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科学技术专家进入权力中心,无疑改变了政治结构,增强了政府的施政能力,与此同时,一种适应专家治国论的新哲学开始出现，认为政治问题可以还原为技术问题,技术引导政策,社会系统理论等等。技术人员对权力的主宰导致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根据这种阶级结构的演变提出权力归于技术阶层（Technostructure）的理论。他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中详尽地描述了阶级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
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引起了对专家治国论更普遍的关注,于是技术官僚制、知识分子专政、后工业社会、能者统治等理论在60—70年代盛行不衰。在理论上,较有影响的是古尔德纳（Alvir W.Gouldner）197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他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以文化作为资本意义而形成的新的阶级。
在这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和评论的是丹尼尔·贝尔,他的《后工业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尽管他对专家治国论的反民主倾向有所抨击,并且用“能者统治”取代“专家治国”,但是“能者统治”的实质又何尝不是一种“专家统治”呢？
而在中国，似乎有着一种与柏拉图相类似的政治理想,这就是贤人政治的传统,在这种追求“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政治理想中,的确存在着与柏拉图的主张在形式上的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两种政治理想由于在出发点以及基本观念和价值上的分歧,实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经济背景,所以,专家治国论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贤人政治的变种,或者说贤人政治并不会引申出专家治国论的结论来,这一点是由贤人政治的本质所决定的。
（二）
贤人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无疑是对贵族政治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的动因来源于氏族贵族社会结构的分化而产生的国民阶级在政治上参政的要求,他们希望能够依据贤能条件来取得财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贤人政治比之于“亲贵合一”的贵族政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但是由于受到了“维新”道路的制约,[5]贤人政治本身就是新政治与旧道德妥协的产物,在这里的“贤人”是指道德君子,并非是柏拉图所景仰的聪睿智者,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和区分贤人政治与专家治国论的历史着眼点。
由于深受“贤人作风”的影响,[6]为贤人政治确立了基本原则的早期思想家们只能在治道与伦理的范围内阐述他们的思想。孔子讲“选贤与能”（《礼运·大同》）,他强调的是“贤”；墨子主张“尚贤使能”（《尚贤》）,重在才能。但由于他们在人类观点上的极大差别,使他们在对待贤能的态度上产生了“等贵贱”与“兼爱”的巨大差异,而孔子的改良主义和德治主义更容易被后人所接受。孔子视道德与政治为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以道德等同于才能了,或者他认为道德完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能力和作用,这一点是孔子为贤人政治所奠定的基本要求。同时,孔子认为孝道为一切道德之本,这既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家族伦理维系在一起,又使得个人把自我实现的追求并不放在专门技术或“事功”上,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道德训练与完善。孔子所倡导并实践的“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和他所掌握的政治上的“灵活性”为后世俗儒树立了为学干禄的榜样。所以,贤人政治在“学”与“禄”之间也达到协调。
贤人政治由战国时代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转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是在秦汉时代实现的。在这里,贤人政治取得了一种外在形式,即封建专制官僚体制的建立。秦虽短祚,但是它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新的制度。郡县制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确立,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大批职业官僚,他们执掌“兵刑钱谷”。另外,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合作,为这个阶层决定了性格和行为准则。董仲舒利用了儒学中“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名教”的传统精神为统治者做了神话式的解说,[7]同时也赋予了官僚阶层以特殊的身份和使命。在这里“贤人”实际上就是儒士,他们由经师、教育家和政治说教者一跃而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官僚政客。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贤人政治的开放性日趋丧失,而且在六朝时期还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趋势,这实际上是对贤人政治的反动。
隋唐以后建立的科举制度确立了“士”的“等级团体”作为官员的基本来源,这起码在形式上保证了贤人政治的贯彻执行。但科举制度上的开放性却被其内容上的单一性和经义化所窒息,八股化就已经否定了贤人政治的基本精神。宋代以后,贤人政治中的道德主义被不断夸大和强化,重道德而轻才能的倾向日趋严重。官僚们“精神上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靠文犊”。[8]这种历史延续的结果便是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失败和屈辱。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经看到用以维系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官吏制度并不能适应这个变动的时代,甚至李鸿章等人也主张调整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9]这一切都是对传统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冲击,同时,贤人政治的初步瓦解在理论上也来自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政治二元化的主张。这一主张虽然同样是遵循着“维新”的古老传统,但是“用”的价值的不断强化和扩大无疑会打破贤人政治的道德至上与一统,这一点恐怕是“体用二元论”的主张者所始料未及的。“体用二元论”是中国统治者和那些固守传统政体不放的士大夫阶层在“西学”冲击下所作的抗争与不得已的变通,这种变通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式微了。当“西学”在中国并不仅仅表现为工具的价值的时候,西方社会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以现代形式在中国纷乱的政局中提出来并付诸实践。
（三）
贤人政治与专家治国论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注重专业精神,前者讲求对经典的体认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表率意义,把政治问题道德化；后者则强调个人的智慧才能和科学素养,把政治问题技术化。据此我们可以说,胡适、丁文江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无疑是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影响并且试图以自己在事业和职业上的成功去参与或影响社会现实政治的一代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和严格的科学训练的素养,使他们既不同于新官僚,也与共产主义者相异趣。他们不相信传统再造的奇迹,而同时又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深表怀疑。所以,在1922年胡适等人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的简短实践可以理解为他们在中国鼓吹专家治国论的最初尝试。
1922年的中国北方政府基本上是由军阀来操纵的,但在他们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由新、旧官僚结合而成的各式政客团体。这使得中国政局变得极为复杂,而政府的施政能力尤其令人沮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平知识界的领袖们以不依傍任何势力和党派的形象向社会发出了一个政治改革的宣言。这个由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提出的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主张,不仅仅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历史意识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即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所负有的神圣的使命感。[10]这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在利用贤人政治的传统。
在这次由北平学界精英所倡导的暂短的政治改革运动中,他们有限的目标是要达到建设一个“好政府”,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要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11]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无非是想通过改良政府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解决社会的政治危机。强调效率和计划性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把改革的重心放在“行政”方面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胡适、丁文江等人既把当时的政治危机理解为“行政”能力危机,又把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从政者的“能力”和“人格”方面了。在这个思路中无疑暗含着两种传统的并用,既通过贤人政治的道德性要求来选择“好人”,又通过专家治国论的对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来构成一个“好政府”。尽管围绕在这个改革运动周围的人士在“主义”和信仰上不尽相同,如有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儒学传人梁漱溟等人,但他们当时也都认为这个改革值得一试。不过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政治改革实际的指导思想与纲领是由胡适、丁文江等人提供并占主导地位的。
在1919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将抽象的政治或“主义”具体“问题”化,[12]这实际上反映了专家治国论中把政治问题技术化的基本精神,这一思想胡适在1922年便以“好政府主义”的形式提出来了。他把“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定义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13]这种“工具主义”可以理解为胡适鼓吹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基础。从这里出发,胡适始终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但在“好政府”的主张和实践过程中,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并不是以十分直接的形式提出来,或者说由于对现实政治保持直接的批判性,胡适将“专家”与“好人”并提了,所以他特别抨击“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向政治上去努力,并认为这是使中国政治败坏的原因所在。
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丁文江所起的作用更带有传统的色彩。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14]同时积极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毫不犹豫地参与政治,但他所主张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15]做为一个推崇科学方法而又颇有成就的地质科学家,他十分强调一个人的职业能力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专家治国论者。但是他又把改良政治看作“少数人的责任”,把政治生活视为个人生活合乎逻辑的外推,并且把生活道德的完满程度与政治道德的高低作等量齐观,这一点又与中国贤人政治的“治平原则”和使命感相契合,这又使他的政治行为具有了儒士风范。在“好人政府”时期的丁文江的身上实际上体现出了专家治国论与贤人政治两种传统的并存,而且贤人政治的传统更外在一些。
“好政府主义”的尝试失败以后,胡适、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并未放弃他们的政治理想,相反,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却为他们在理论上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宣扬专家治国论提供了机会和理论准备。从另一个意义上看,从“五四”以来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理想在这场论战中亦被加强了。尽管以胡适和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带有理论上的偏颇,但是在“论战后的九十年中,唯科学主义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16]“科学派”的“胜利”对于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胡适、丁文江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推崇,更加强了他们以科学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不妨可以说这场论战实际上为胡适、罗隆基等人以“人权派”面目出现鼓吹“专家政治”作了合乎逻辑与历史发展的铺垫。
（四）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逐步开始向统一局面发展,这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在条件,也是专家治国论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提出使专家治国论的推行成为可能,同时,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官僚的成长与壮大,使专家治国论的主张成为使政府不能忽视的政治理论。但是蒋介石政权的旧官僚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所以当1929年胡适等人明确提出“专家政治”、并且以“宪政”和“人权”做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基本要求时,他们与蒋介石政权的“训政”发生了强烈冲突。
以“宪政”为“人权”的制度上的保障,这个目标并不能必然导致实行专家政治,这一点胡适、罗隆基等人并未意识到。就胡适而论,他坚持了他在民主自由等向题上的一贯立场,提倡保障人权,并以此来反对“训政”。同时他也坚持了他的“政治工具主义的基本观念”,明确提出了“专家政治”的理想,借以抨击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他特别批评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认为“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17]他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为重要的技术”,所以“以一班没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是绝对办不好的,应该“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以实现“专家政治”。罗隆基在《专家政治》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即使是“训政”也要请“政治上的专家”担任“政治上的教师。”[18]
在“人权派”的主张里有一个矛盾。他们以“人权”和“民治”的原理去反对“党治”,又意图以“专家政治”来改良政府的施政能力,但是当他们提出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的“五个大仇敌”[19]作祟时,他们运用了专家治国论的基本思想,即将政治危机化解为具体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解决这些向题并不一定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而在于实行“专家政治”了。当然“专家政治”与民主“宪政”并无本质上的必然联系,但是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从政而论,当社会环境处于非常特殊的状态的时候,放弃民主的政治追求也并不妨碍他们把实现专家治国做为自身政治实践的理由和目标。抗战前后的胡适与丁文江以及围绕在《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走了这样的道路。
由于战争的来临,“人权派”向国民党政府做出了让步的表示,这时的胡适等主张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以行动来推行其“专家政治”的理想。就胡适而论,他与政府最高权力中心的接近,一方面表示他对这个政权的认同,另外,他的行为已俨然是一个不为官的“专家”了,他“为国家做一个挣臣,为政府做一个诊友”的表白完全表达了他与政府合作的愿望, [20]实际上这也就等于承认了蒋介石“训政”的现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民权保障同盟”中所采取的为了维护政府的法律而不惜与这个同盟决裂的立场了。胡适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民主理想与价值观念,除了有抗日战争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使然之外,与他的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影响也有很大关系。
同样主张专家治国论的丁文江,这时他“仍然谈论受过教育的人,而他却不再提‘好人’了。他们的责任现在成了介绍现有的技术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不再去激发国家的道德复兴了。”[21]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仍然认为统治者和官僚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枢纽,“到了三十年代,他却赋予这些形式以新的意义，优秀分子变成了技术官僚,而统治者成了智囊的头目。”他由二十年代中主张精英政治和工具主义者,转变到1933年以后在中国鼓吹开明专政。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职位上,他试图达到这样的宏伟计划：“动员学术界知识分子为国家的专家政治的目标服务。”他反对实行和鼓吹民主政治,他认为这在中国还根本谈不到。[22]作为一个民生主义者他曾与胡适等人就“民主与独裁”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作为主张独裁而又信奉专家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国家目标视为最高的追求,所以要“拥护中央”,拥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使他有错也要拥护。蒋廷黻认为“政府的缺点大部分不是因为人的向题,是因为事的问题”,[23]所以,只要有了政府,哪怕专制的政府,作为相信“知识、组织、计划”的现代人也是可以成就建设大业的。他们把发展国家经济和促进社会整体上的进步,看作是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很难说专家治国论全部被蒋介石所理解和接受了,但是他对学者专家们的意见还是注意的,抗战时期尤其如此,并且邀集了一大批学者和科学技术专家到政府中任职。蒋介石一方面压制民主势力,另一方面却又大量启用各类专家。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人都是由蒋介石的座上客而成为政府要员的,他们对抗战的胜利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台湾,蒋介石在不违背蒋家王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仍然注意专家的能力和作用,可以说专家治国在台湾的经济起飞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
要讲清专家治国论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命运似乎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如果认为在意识形态全能政治的条件下专家治国论毫无生存余地也是缺乏根据的。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性要求为专家治国论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特殊影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发生过是专家治国还是政治家治国一类的争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困难和曲折在解决途径上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和权威的条件下围绕依靠群众还是依靠专家而展开的。���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清明一扫旧中国的阴郁气象,使中国人民对前途充满了新的希望。海内外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也无不想以自己的专业训练为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服务。为了清除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秋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科学救国论、专家治国等思潮皆因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妥协的非革命的改良主义而受到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独立、为科学而科学这些在中国并未成熟的科学之源也因为与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人民服务这类新道德规范相背而受到批判。这种批判无疑使人对专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但是,专家的地位在后来的几年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随着全面向苏联学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虽然专家治国论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引起的争议最多,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却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更丰富的实际经验。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列宁就曾被认为具有专家治国论的倾向。[24]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思想本身就为专家治国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正因为如此,尽管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限制,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和学习苏联的政策这两项因素的存在,不但使大批专家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还使得专家治国论有所抬头。“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促进了这一趋势。在“鸣放”过程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提出了“内行与外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章伯钧则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25]反右运动中对章伯钧的批判主要在于他的发言中所表露出来的专家治国论倾向。有趣的是在鸣放过程中又一次提出当年“人权派”的“党天下”的口号,这表明他们依然坚持他当年在“人权运动”中主张“专家政治”的立场。
用冲突学派的观点来看,反右运动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的较量的失败,游离于政府官僚体系之外的各类专家和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和清洗。应该注意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绝大部分技术官僚并未受到冲击,也没有触及受苏联影响较大的资深官员中的专家治国论倾向。
在解放以后的许多年里,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意识形态领袖毛泽东与国家机器的行政领导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依靠群众还是依靠科技专家这两种思路的分歧。反右运动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依靠专家的路线也未被清算。而且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正是在1957年知识分子党员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工人党员人数。[26]技术官僚和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无疑是积极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全能主义肯定是一种腐蚀。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反右以后马上在全国展开的“红与专”关系的辩论主要是针对上述隐患发起的。可以说“红与专”的辩论是反右运动的遗产。辩论的结果在表面上自然应该是“又红又专”,而实际上所包含的意义无疑是对依靠专家路线的进一步否定。随着对苏联依赖的摆脱,毛泽东也试图摆脱对专家路线的依赖。“又红又专”主要是指群众经过学习后掌握初步的专业知识,而真正的专家则只配被当作“白旗”拔掉。在毛泽东看来,专家的专业训练是“无知”的表现,真正的智慧来自受教育并不多的群众,即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群众科学”、“群众技术革命”作为一个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是害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毛泽东反专家路线的实践以悲剧形式达到了顶峰。不但刘少奇的专家路线被彻底清算,专家治国论也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基础而受到了举国上下的“大批判”。从此以后,在五十年代进入政府的专家和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不仅作为专家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就连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也不复存在了。
在上一个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出台都促进了新传统的更新；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理论的提出无疑为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创造力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提供了动力上的保证。同时,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等项政策的提出,也都进一步调整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专家治国论有所抬头是一种必然倾向。如果说专家治国论倾向体现在政策的导向之中的话,精英政治和新权威主义则是以一种政治宣言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现代化方向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专家治国论倾向有何利弊和影响,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是专家治国论与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第118页。
[2] 圣西门最早是在1803年《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提出专家治国论的思想的,他主张应该由科学家代替牧师的社会地位。
[3] 转引自〔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北京,第386页。
[4]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第540页。
[5] 《尚书·盘庚》中有“人推求旧,器非求旧,推新。”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
[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北京,第131页。
[7]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70页。
[8]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51页。
[9]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第536—543页。
[10] 刘志光、王素莉“好人政府”：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行为。《走向未来》杂志,1988年第4期,第34页。
[11]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第2期。
[12]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作品集》（4）,远流出版事业雄份有限公司,台北,1986年,第113页。
[13] 《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第173页。
[14] 胡适“丁文江这个人”,《丁文江这个人》,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8年,第2页。
[15] 同[14],第109页。
[16]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17]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1929年10月第4期。
[18]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798页。
[19]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3年2月20日《字林西报》。
[2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第208页。���
[21] 〔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 1987年,第179页。
[22]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
[23]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
[24]〔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9年,第154页。
[25] 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校内外右派言论集》,1958年8月,第60页。
[26]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69页。
（王德禄、刘志光，本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