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发展的现代模式。科学在本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人类生存方式。世界规模的军事需求，急迫地将现代科学与军事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科学技术成为发展国力和战争取胜的重要前提。“曼哈顿”计划的实施与“成功”成为“大科学”到来的重大标志和“大科学”体制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国外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对于“大科学”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和案例分析，其中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宣告了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普赖斯的《大科学，小科学》是这一系列研究的卓越代表作。

然而，对中国大科学的形成，运行机制及特点的研究，至今仍十分欠缺。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及时总结中国大科学的基本特点，我们以“两弹一星”为基本案例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科技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科技发展走向了一条更健康的道路，而“两弹一星”中的经验基本上是在前30年中形成的，在取得这些经验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事业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的研究将尽力摆脱纯臆想性、政治性判断，对中国大科学的运行机制给出客观的描述。

一、中国大科学的兴起

首先，中国大科学的起步始于何时？尽管中国科技落后，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科学在本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发展，使得科学不发达的中国，在大科学的发展上与世界几乎是同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调动科技资源以赢得战争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比较一下中美苏三国为调动科技资源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设立国防科技机构的时间与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的时间或许很有参考价值(见下表)。

此表充分说明尽管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高，但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非常有利于大科学的发展。这正如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基本传统，也许比欧洲传统更符合科学世界大合作的利益．”[1]

中美苏早期国防科研组织及全国科技规划对照表

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蕴含着大科学的萌芽，但是与中国大科学兴起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却是延安的科学运动。今天看来，延安的科学活动从科技层次上看是非常低的，从科研管理和规划发展的意义上讲，在延安已经有了十分先进的意识。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说：“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地盲目地发展，而应是有计划地有步骤的发展。……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和无计划的行动。……”[2]徐特立的这番话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规划科学的思路；这番话也说明在科技落后的中国在大科学发展上反而十分得以重视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大科学不仅得以成长，而且取得了一些全新的经验，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研制。改革、开放以来，“两弹一星”的研究过程逐步解密，随着一批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对这一过程的历史研究在国内开始出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中国的大科学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利用了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大兵团作战经验所取得的成功，是一种系统工程。[3]上述这些经验总结、科学家回忆和历史研究，为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大科学的经验提供了重要基础．

总之，大科学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兴起，有三个重要来源：第一，中国有着东方传统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有着国家和政府干预重大社会工程的传统，这在兴修水利、天文历法和军事技术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的国有化和计划性发展提出了内在的要求，而苏联的经验则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第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人民战争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到和平建设时期被运用为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们以“两弹一星”作为基本案例来考察中国大科学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两弹一星”之所以取得成功，从科学社会学方面看，在于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的开放、互动与高度整合；在于大科学共同体内的高度认同，在于科学共同体与外部环境，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至于“两弹—星研制过程中，社会整体付出的代价不在本文讨论之内。[4]

二、大力协同: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的开放、互动与整合

社会分工、协作的不断发展，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大科学时代的必然趋势。在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的研制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劳动的集体性空前地提高了，使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的开放、互动与整合达到了国家的规模。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正是通过组织全国的科技力量，全国一盘棋，运用一体化调节手段，打破部门和行业的界限，联合攻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重大科学技术课题的有效组织形式。

中国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开放、互动与整合的具体表现便是“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大力协同局面的形成。而“大力协同”的口号是1962年正式提出来的。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人经过反复讨论后，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5]

应该指出，毛泽东批示大力协同，也是基于战争年代他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深刻认识。毕其功于一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都是毛泽东的成功指挥经验。当他将这些经验准则应用到“两弹一星”的研制目标上，自然也就要求科学共同体互相开放，实施协同作战。

实际上，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从1955年起步时，就已采取了有效的组织整合手段。如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设立了专门机构，直接领导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地质部第三局、近代物理所的工作，并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关系。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1956年11月，还专门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即第三机械工业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有关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立了由刘杰，张劲夫，钱三强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1955年到195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了物理研究室和工程物理系，选调了几百名高年级学生，集中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事业相近专业的学生百余名，学习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近代物理所派了39名科技工作者（包括苏联留学生13名）组成的实习团，分两批赴苏学习核反应堆，加速器原理和操纵及仪器制造和使用。为了加强对核事业的调节功能，由中共中央发出专门通知，从各地方，部门，军队抽调有较强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领导骨干，到核事业各条战线上工作。这些措施为以后“两弹一星”的协同攻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指示发出后，作为规模空前的整合工作的第一步，是成立了一个15人专门委员会，由总理周思来、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专委是一个权力机构，任务是提高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整合水平。除周恩来外，专委成员中的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都是国家政府、军队、工交、财贸，科研，文教卫生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参加专委，就可根据中央的要求，动员各方面力量展开协同攻关，从而保证了原子弹研制的成功。正如刘易斯和薛里泰在《中国制造原于弹》一书中所说，“15人专门委员会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当然，这一机构也许并没有结束领导机关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它提出了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决定，从而促进了核计划的进展”。[6]

“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核工业，航天工业系统内部的协同，二是全国范围的协同。

在核工业系统内部，协同体现在地质勘探、矿山开采，工业生产、武器研制，科学研究、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输通讯、安防保健等各个环节上。每个环节又按照限定时间内实现核武器爆炸这个总目标，将各项任务进行分解，分系统，分层次，分方面落实到各部门，各单位。在航天工业系统内部，主要是航天产品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协调。特别是在通用的专业技术和基础技术方面，如空气动力、环境试验、强度试验、工艺材料、发动机试车、专用元器件，计算技术、计量测试技术、标准化、科技情报等，形成了若干技术中心，面向整个航天战线，甚至对全国开放。这样，既保证了各专业共同体之间的开放，又发挥了各专业共同体的作用，避免了重复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为集中力量突破以原子弹为重点的尖端技术，国家组织起国防科研机构，中科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这几个方面军，根据已有的条件，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分工协作，互相支援，组成了规模空前的整合网，展开了一场大范围的科研协同攻关。如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研究，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中国科学院所属20多个研究所、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兵器部，邮电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攻克了近千项重大技术难关。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防化兵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都参加了首次核试验，核武器研制单位所在地的地方领导机关也在物资和人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7]

航天工业技术在全国的协同攻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科研协作网，主要为型号研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探索新的技术道路；二是生产协作网，主要为加工制造航天产品承担工艺协作任务和配套产品任务；三是物资器材协作网，主要为型号研制提供原材料、元器件、机电设备、非标准设备；四是航天发射试验协作网。如为了解决“长征一号”火箭所需的新材料，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等所属有关厂家，调集优秀骨干队伍，动用最好的设备，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提供了各种规格，性能优良的新材料。“长征二号”的协作项目达4800多项，涉及到27个部、委、局、25个省、市、自治区，共1300多家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长征三号”的协作面更广。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打破专业壁垒的技术大协作，卫星的研制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在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大力协同还包括一个往往容易受人忽视但又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是科学家与决策人的合作。法西斯德国研制原子弹的失败和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经验表明，没有高层政治家与杰出科学家的合作，任何尖端武器计划都不可能成功。在中国50年代，尽管也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是积极的，和谐的。虽然来到军队守护下的基地、工厂和研究所参加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但即使是在酒泉地区，在青海，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等军事禁区，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学术上的自由气息。刘易斯和薛里泰评价认为：“政治家们让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作为平等的一员参加最令人激动的技术革命。专家们不仅了解这一任务，而且也了解这一荣誉”。

“我们已看到一大批科学家、军人、技术人员和政工干部，本着创造精神和负责精神，同心协力，一道工作，并为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中国的这一历史性任务恰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明中国的科技能力，证明中国具有不朽的社会价值”。([6]，p．239)

但是，与美英等国相比，中国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发展过程中展开的大力协同，还有其自身的两个特点。

第一，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开放与协作并没有超出国家的范围。在研究英国核武器的发展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即在英国的科学家有些是英国人，有些则是流亡到英国的人。1940年秋天，代号为“穆德”的一个由英国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同美国一个相应的委员会建立了秘密联系，而1941年7月的《穆德报告》则对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参加“曼哈顿”计划的某些科学家如约翰·科克罗夫特和威康·彭尼等人也为英国在战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但是，“中国作为苏联核武器计划的伙伴，不可能获得任何丰富的经验。这主要在于苏联对中国核事业的援助是有限的，是单方面的科技援助，而不是一种共同合作者之间的联盟。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整个国防科技事业，就象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对核武器的研制，都曾或多或少地受益于苏联的援助。但是，中国绝不可能像英国从美国那里如此获益，中国不可能了解到苏联核武器的核心机密。”([6]，p．231)

第二，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开放与协作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经验表明，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科学共同体在全国范围开放与整合局面的形成，而这种整合的成功，反过来也验证了社会主义组织管理模式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

三、集体主义：大科学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大力协同”是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的高度整合。而科学专业共同体之间的这种高度整合的动力，来自大科学共同体内部及其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

我们以“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为例，来分析、思考、研究其中的认同情况，并主要从三个层次论述大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主义”。

政治荣誉性。当年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科研工作者，都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投入到这些大科学实践中。他们都把能参加到这样的大科学共同体中来（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待遇”，政治上的“评价”，政治上的荣誉。这种光荣感与使命感保证了大科学共同体成员在基本价值倾向上的完全认同。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认同。

正如陈能宽日后回忆的一样：

“我还记得，1960年正式开始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就不断地接触到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同志。有从中国科学院来的，有从大专院校来的，有从国家，部门和地方科技系统来的，等等，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军队的将军、党政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他们那种“起来，不愿受核讹诈，不愿做核奴隶”的心情，那种“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责任感和光荣感，我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反映。

值得提到的，是一些老一辈科学家的榜样。他们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有的已经世界知名。如果完全从个人兴趣选择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处于首位。但是，他们却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安全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标准。这更是国家决策深得民心的历史鉴证”。([6]，p.200)

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这些著名科学家都是在接到通知三天之后，马上放弃原来的专业，离开早已熟悉的专业共同体而选择了研制原子弹这一新的方向。

政治荣誉性在当时作为大科学共同体内的原动力，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利益是政治荣誉性的根源所在。“个人的努力与国家利益如此紧密相关”，“国家把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自己”，这些想法每个共同体成员都曾具有过。在知识分子专业命运坎坷的年代，这种政治荣誉感就更加强烈。实际上这种政治荣誉感和使命感在所有国家的尖端国防大科学项目中都曾存在，在中国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导向和爱国主义传统，而导致大科学中的政治荣誉感更加强化。

共同体的同质性。这里所说的共同体的同质性主要指共同体成员思想的高度认同。国家利益所导致的政治荣誉感与使命感构成大科学集体主义的最高目的和最高体现，而共同体政治思想的高度认同构成了中国大科学集体主义精神的广泛思想基础。

导致中国大科学共同体中思想的高度认同的主要因素，首先来自当时社会政治条件：政治主导地位，思想领先。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经过严格政治审查而选出的大科学共同体成员无疑为大科学的同质性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这个基础上组成的大科学共同体又配备了成套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系统，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共同体成员自始至终的认同感。中国大科学中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作用或意识形态强化功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当核武器被毛泽东定为“尖端技术”后，周恩来马上提出搞尖端技术需要有“尖端思想”。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二机部的“两年规划”，强调指出：“二机部的工作必需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8]这一提法在国防科技共同体中被称为“三高”政策，成为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政治思想被放在首位，充分说明政治思想功能受到重视的程度。

在一本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与宣传部合编的《神圣的事业，光荣的传统》中，他们总结了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及时组织传达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下发任务动员令和政治工作指示；摸清各类人员的思想反映，有针对性地组织教育；调整和整顿参试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党组织；表彰先进，宣传典型；……同时，不断改进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技术业务工作中去，以增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7]，p.16)

这些做法在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下，大大加强了科学共同体思想上的认同。与此同时，除了党政系统外，在技术问题上采取了总设计师负责制，科技人员在技术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由于这些措施的补充，使科技人员基本上接受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高要求。

共同体成员互动中的集体主义。对大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国家利益使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政治信仰的一致和思想教育使他们高度认同，集体主义在共同体成员的互动关系中，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上，体现得更为集中、直接和明显。

在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每一个成员都在为集体的利益做出贡献，做出牺牲。这种集体主义充分保证了默顿科学伦理规范的无私利性这一原则。

著名物理学家彭恒武曾以诗总结道：“日新日日新，集体集集体。”中国国防科研人员中有一句几乎通用的口头惮：“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在这种集体主义导向下，科学家尽心竭力贡献自己的才智，而从不计较创新成果的荣誉归属。他们不但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否发表，而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长年默默无闻地工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国防科研共同体中是被普遍认同的。

中国大科学之中有许多技术思路的分歧，经过反复探索，一次次走向成功之路。但迄今为止虽然“两弹一星”研制过程已逐渐解密，但这些分歧仍不被人所了解，很少有科学家因为自己的正确思路最终被采纳而作为自己的资本。也有一些科学家已经脱离科研第一线，但仍不愿提及自己当年的工作成绩。这些做法可以视为是当年价值观的延续。

陈能宽总结过这种集体主义：“我们的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有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四个部门的结合是成功的，有效地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任务的结合……特别要提到的是早期研制尖端武器的人员，多是从全国抽调来的‘尖子’。他们不是谚语说的‘荷叶包钉子’，那样，钉子捅破了荷叶，掉在地下七零八落；而是像我们正在研究的原子弹‘内爆’和‘聚片’那样，有着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事业获得很快的成功。事实证明，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国防与大型经济建设，必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4]，p．201)

上述科学共同体成员互动中所表现出的种种集体主义行为，对默顿“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理论提出了挑战。默顿认为，科学研究的动力是对创新的承认，体现为荣誉分配。[9]而中国大科学的经验至少说明，政治荣誉性(国家利益)完全可以取代对创新的承认和对荣誉的分配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

这里还应指出中国大科学共同体也受到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其中也发生更多的“人整人”的现象，可以说，消蚀大科学共同体集体主义的因素不是自由化而是强化的阶级斗争理论。

四、群众科学：畸形还是创新?

在中国当代的科学实践活动中，群众科学是其中的一项富有特色的内容，它不但体现在中国大科学的实践之中，还构成了中国大科学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一直是一项象牙塔之中的事业，随着科学社会功能的增强，科学与人类生活已经息息相关，但科学作为一种智力活动的特点，它严格地限制在科学共同体之中。将科学活动冲破专业共同体的束缚，至多也只存在于思想家的设想之中，比如马克思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可能上午从事学术研究，下午从事劳动。[10]到了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科学家走出象牙之塔关心社会问题和科学家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这些新的发展。

把群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其中的科学创新潜能，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设想，而这种超越常规的设想，由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转变成一种政策，并大规模地付诸实践，这无疑是科学有史以来的独特经验，由于中国政治的变迁，这种独特经验有时被认为是创新有时被批评为畸形。正因为如此，客观地研究中国大科学实践中群众参与的现象有其独特的意义。

群众与专家这一直是困惑中国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一对独有的矛盾，政治上的群众路线推演到科技政策上也只能采用群众路线，而专家路线在理论上只能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这就为中国群众科学的尝试奠定了理论上的合法性。美国的科技政策专家萨特米尔将这种以群众科学为特色的科研体制，称为“动员体制”。

核能在世界各国无疑都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事业得以发展，而我国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决策发展核能技术的同时，迅速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组成宣传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出版《原子能通俗讲话》一书，发行20万册，出专著、拍电影等等，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1958年为了配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二机部先后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的方针，后经中央批准，在全国加以推行。([5]，p．30)“全民办铀矿”的口号极大地鼓动了群众探铀矿的运动，使许多人学会了使用盖革计数器，湖南南部的农民甚至发展出一种“买卖”，把铀矿石提纯成粗制的黄饼，卖给核工业部。“据说，由于铀的及时获得，使中国在原子弹的竞赛中缩短了一年时间”。([6]，p.78)正因为此，J．W．刘易斯和薛里泰将中国的第—颗原子弹称为“人民炸弹。”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号召促使各省几乎都办起了核科研机构，据统计，到1959年底全国同位素应用机构就达148个。([5] p.31)

群众科学的思想主要起源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毛泽东对“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的信念，毛泽东阐释这一思路的高峰是在1958年，他列举了无数普通群众作出创造性科学发现的例子，作为群众科学的根据。于光远也把群众科学的开始定于1958年：“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科学和技术工作，是1958年大跃进中我国人民的一个重要创造。”[11]

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使群众科学的势头削弱，60年代的群众运动式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蓬勃展开。“文化革命”时期，刘少奇“专家路线”受到彻底清算，专家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群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技术上成为唯一的依靠力量。国防工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其中的专家在当时政治压力下仍然可以工作。为了适应政治形势，“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科研模式逐渐形成。

文革后期，群众科学成为中国科技政策的主导内容，这一路线的强制性实施，使群众科学的组织方式采取了一些固定的形式化的作法，科研人员必须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参加生产劳动；开门办所；科研机构配备工人领导；“五七”干校，这些形式化的作法不再成为激发群众科研创造力的动力，反而限制了科研人员的创造精神。

还应指出，在中国大科学实践的运行之中，科学共同体一直保持着对参与工作的群众的开放性，尽管这种作法不是科学共同体的自主选择，但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在运行中，这种面对公众的开放都必然地构成中国大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世界范围的专家治国、技术引导政策的趋势中，中国的群众科学实践，无疑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与研究。加上当时某些夸大其辞的宣传，“中国的群众科学”甚至被当作一个十分成功的典范而引起国外的赞许，有人认为中国的群众科学能够避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2]

在确认群众科学是中国大科学基本特点之一的同时，如何评论这一最能体现毛泽东个性特点的科技政策产生的具体作用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与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的悲剧经历仍有着某种联系的时候，要想理智地清理这一实践的遗产，是非常困难的。

群众科学对于大科学的意义，在于大科学共同体对群众的开放性，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外科学社会学研究所忽略的。大科学的系统性及技术问题的多层次性对群众参与有着必然的要求，这也就使中国的大科学共同体有了一个更全方位的开放性。对群众智慧的开放，无疑为中国大科学运行之中的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智力资源。群众参与在理论上也使中国大科学共同体与社会有了更直接的关系。或许群众的主动精神和自信心是一种只有在中国大科学中才有的动力资源。

当然，中国的群众科学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失败和痛苦的经验，这些经验已经完全掩盖了其创新意义。导致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是，群众科学的实验是以政治趋向为首要条件的，有时完全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把群众与专家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发展到群众科学成为否定和批判专家的根据(导致角色混乱)。这样，从总体上来看，群众科学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尽管如此，科学共同体面对群众的开放无疑是科学运行的大胆尝试。中国的实验为科学社会史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有待深入研究的范例。

综上所述，中国的大科学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创造了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运行机制。“大力协同”保证了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开放与整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保证了共同体成员的高度认同，而群众科学促成科学共同体进一步对群众开放，其结果至少是部分地吸收了群众中潜在的创新资源。我们的研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初步探索，限于篇幅，有些问题尚未系统地展开。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英）M·戈德史密斯，A·马凯著：《科学的科学》第155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载《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24日，转引自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3] 钱学森：总结“两弹一星”工作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载《回顾与展望》(1949—1989)，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82—84页。

[4]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原子弹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而比较正式的观点皆认为中国的原子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陈能宽将这种作用称为“非线性”效应。见陈能宽：“东方巨响的启示“，《回顾与展望》第199—202页。

[5]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7年，第47页

[6] [美]J·W·刘易斯、薛里泰，《大漠深处》，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长沙，1990年，第226页。

[7] 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宣传部编：《神圣的事业光荣的传统》，国防工业出版杜，1988年版，第66-69页。

[8]  刘柏罗：周总理与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回顾与展望》，第128~134页。

[9] 《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第140---141页。

[10]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杜，1961年。

[11] 于光远：“关于科技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1960年，No.3，第17页。

[12] Wade Chambers and Rachel Faggetter, How the Chinese are trying to set science to the people, Science Forum, Vol. 10 (1977),No.1, p.36．

（本文是王德禄、孟祥林、刘戟锋联合署名，发表于《自然科学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6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