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出席人员：
王德禄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孟祥林 中国管理科学院
刘戟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胜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
胡 莾 《科学世界》记者
胡莽：我们注意到，目前在科学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激烈批评所谓“科学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把科学抬到了一个很不适当的崇高地位，鼓吹科学过了头，以致“科学主义”泛滥，使国人本来就不健全的科学概念更加混乱，结果是适得其反。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另外，由于反“科学主义”思潮恰恰出现在我国举国上下提倡科学、尊重科学、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今天，讨论并进而澄清这个问题，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德禄：是这样。不过，在这股思潮出现之后，也不是没有人进行过反驳，甚至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意思的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两类人中，年龄似乎成了一个划分营垒、决定立场的标志。站在反“科学主义”一面的大都是20多岁或30出头的年轻学者，而挺身而出捍卫“五四”科学传统的则多是老一辈科学家和理论家。这大概不能算是一种巧合。
孟祥林：不管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身份为何，我们今天并不想在此对他们作一个评判。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及延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历史和现实因素，不能企望通过一次简短的讨论，就弄清全部问题。如果今天的讨论能够对回答下列问题有所助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科学主义究竟是什么涵义？中国缘何产生科学主义及它的作用和意义？在目前，中国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科学主义泛滥上来。
科学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刘戟锋：科学主义（scientism）有时被称为唯科学主义，它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是一种在社会发展各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思想倾向。
欧文在他的《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称科学主义是一种偶像崇拜，或科学崇拜，即它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科学地加以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也在《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一书中认为，“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写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知识的唯一手段。”
雷颐：我认为，有必要把“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区别开来。严格说，用“科学主义”来翻译“Scientism”很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应译作“唯科学主义”。一般来说，反对“唯科学主义”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是反对“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我读过一些文章，把“唯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等同起来，认为反对“唯科学主义”就是反对“科学精神”。概念上有误解，行文自然难以切中要点。
刘戟锋：科学主义在历史上有两种表现形态，其一是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它起源于牛顿的机械主义；其二是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它起源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思想。两种形态的科学主义在19世纪都曾达到高潮，相应地是唯物论哲学盛行，工业技术决定论异军突起，科学万能论登峰造极。
王胜光：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科学主义的评价一直都不高。可以说，提出“科学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有把它当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的用意。我觉得，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失误在于把科学的作用绝对化，夸大了科学的力量。实际上，科学本身是有其相对性的一面的，它本身是发展的，动态的，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也是动态的，发展的。不能绝对化。科学主义就是陷入了绝对化的泥潭，宣称科学万能。这是错误的。
对中国科学主义的批判
刘戟锋：言归正传，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是如何呢？我们应如何对待科学主义呢？对待科学主义的态度，应根据不同的国情、时代背景加以分析。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对科学、特别是科学方法的崇奉，会有程度上的差别。
王胜光：是的。19世纪科学主义之所以在欧洲广泛盛行，是因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的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因此，到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通过一批深信西学的思想家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提出了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的主张，倡导科学意识，弘扬理性精神，甚至明确打出唯科学的大旗，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科学主义的倾向。
王德禄：但是，80年代后期以来对科学主义的考察中，却存在明显地反“五四”科学主体的倾向。许多五四先驱关于科学的精辟论述都成了批评的目标。这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天真地认为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社会、伦理等各方面的问题；2、夸大科学的社会功能，认为一切都应该从科学出发；3、对科学的推崇容易陷入一元论的思想结构之中；4、在生活上对科学的过分强调，抹煞了生活的情趣；5、科学压抑了人文主义与宗教感情的发展；6、随着鼓吹科学的人与科学工作者本身日益脱离，科学主义者对科学的正常发展由促进变成障碍。
刘戟锋：在当代中国，对科学主义的抨击主要来自两类人，一类人是由于迷恋传统文化、自我陶醉，这在五四科学论战中玄学一派已见端倪。另一类则多见于观点激进的年轻一辈学者。他们紧随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潮流，并未弄清中国科学主义的来龙去脉，便痛加贬斥，造成一场激烈的争执。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科学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雷颐：对五四时期中国科学主义倾向的这些批评，从学理上说，似乎不无道理，甚至颇有道理；一些理论的运用十分精致，因而颇吸引人。但这种观点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作一种“历史的”批判。这种理论大都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将人类精神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部分，科学属“工具理性”。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却想把“科学”提到具有“形上”意义的价值理性地位，因而是一“失误”。从纯学理上说，或有些道理。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来看，却是“不得不如此”，虽不能说是“理所当然”，但的确是“势所必至”。
胡莽：考察中国近代百余年历史，先进的思想家们无时不在孜孜以求，寻找救中国于危亡之中的济世良方。他们相信，改造国民的思想意识并在整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树立一种新的价值权威，是使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循着这一思路，在他们最终祭起“赛先生”这面大旗之前，已不知试验过多少回别样的招数了。
雷颐：不错。例如，严复译《天演论》，却也总想寻找“形上”之道，所以仍以极大的热情评点《老子》，企望能在斯宾塞的“不可知之物”、老子的“道”、佛教的涅槃和理学的太极间寻找某种终极物。谭嗣同、章太炎都对佛学极感兴趣，企望建造某种“终极的切点”。但明显没有成功。康有为后来也认识到西方的强盛不在其“艺”（科学），也不在其“政”，而在其“教”，所以想把儒学建成类似基督教的“孔教”。但连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此都坚决反对，所以也无成功的可能。稍后的蒋方震也认识到西方文明有两支源头，一是希腊罗马文明，关注“形下”之器，一是希伯来文明，关注“形上”之道。但基督教在中国所引起的反教运动，证明这也很难作为中国“价值重建”的材料。所以，各种思想都被试遍了，到五四一代，只有“科学”是他们可以凭藉的思想资源。再看看中国当时的蒙昧状况，所以他们对“科学”的热情礼赞，便是可以理解，并应予充分肯定的。与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所作的探索更有意义。
孟祥林：今天，回顾十年来思想解放的历程，“科学精神”仍是破除迷信、反对教条最强大、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科学主义倾向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结果上看，也是利大于弊
刘戟锋：对当代中国而言，科学主义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我的看法是，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因为第一，它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第二，它有利于我们依靠科学兴国；第三，它有利于我们改进科技政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于弊端，那就是它很容易导致产生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王德禄：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十年改革，我们都应充分肯定科学主义在中国所起的特殊作用。正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导致传统偏执主义（对于五四）和极端教条主义（对于十年改革）的瓦解，科学主义反而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提。许多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突破都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完成了。
刘戟锋：从20世纪初到今天，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科学主义的成分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是每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作为发达国家，西方世界确实对科学万能论做了严厉抨击，因为科学的发展难以照顾到人的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是能通过非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依靠科学立国、兴国外，别无他样。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尊严，那正是靠的科学技术，而且，中国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下一步发展，也只有依靠科学技术。
孟祥林：在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中，有人认为中国对科学的宣传已经过多了。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五四”以来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尊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否定的偶像。然而，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否定另外一面，迷信、愚昧、反科学的现象到处可见。这两种极端的现象，非常清楚的说明“科学主义”不但未成为“洪水猛兽”，反而应该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宣扬科学意识。中国今后仍需大力宣扬科学和科学精神。
雷颐：当前，我们应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究竟是科学精神、科学意识的普遍的、严重的不足，还是对科学宣扬过分，造成新的科学崇拜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我想，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孟祥林：一段时间以来，各种迷信的书籍、理论泛滥成灾，在“弘扬传统文化”这面旗帜之下，多种封建迷信的东西居然横行无阻，愈演愈烈，而真正宣传科学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出版越来越困难。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看来，宣传科学启蒙精神，对封建蒙昧思想进行批判，仍是每位科学工作者及其他学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德禄，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199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