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世界》编者按】本刊从第5期开始，新辟“科学时评”栏目，专就当前国家重大科技问题以及科技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邀请有关人士进行座谈，展开讨论。欢迎读者对谈论的问题及方式提出意见。
本期出席人员：
王德禄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吴国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孟祥林 中国管理科学院
刘戟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刘 兵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徐天星 《科学世界》编辑部主任
胡 莾 《科学世界》记者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科学在世界上赢得了辉煌的地位，然而，在规划中国未来大科学发展时，还必须考虑其不利的一面……
徐天星：大科学问题，尤其是中国大科学的有关问题，历来为海内外所重视，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对中国大科学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今天请诸位来，希望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胡莽：目前学界对“大科学”一词有很多提法，因此在讨论之前，我想应该先界定一下“大科学”的含义。那么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大科学”以及中国大科学的？换句话，我想首先来问一句：什么是大科学？中国大科学又是从何时兴起的？
大科学与中国大科学的兴起
吴国盛：对大科学的理解，理论界至今仍有争议。是不是可以粗略地说，所谓大科学，指的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由政府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大型科学活动或行动。由于大科学手段常能使一个国家的某些科学领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世界领先，因此常为各国采用。历史上著名的有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及我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
王德禄：中国大科学的兴起并非偶然。与中国大科学兴起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恐怕应是延安的科学运动。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说：“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和无计划的行动。”徐老这番话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规划科学的思路。
孟祥林：在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二次大战以来，大科学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注目的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大科学的诞生标志是1956年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其发展令世界瞩目。回顾和总结经验将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最近几年，我们以“两弹一星”为基本案例，研究了中国大科学的运行机制，感到确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
刘戟锋：关于经验，我们已在《中国大科学的运行机制：开放、认同与整合》（载《自然辨证法通讯》1991年第6期）一文中作了详细讨论。我们认为，在基础科学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大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它社会和文化上的原因的。这些原因包括我国传统的巨大社会动员能力，社会主义的计划性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人民战争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原因，为大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居然能使科学本不发达的中国，在大科学的发展上与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世界震惊。
孟祥林：当然，中国大科学在50年代兴起还有几个现实前提。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有了一个统一意志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它的政治前提；第二，1953年以来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这是它的经济前提；另外，在50年代特定的国际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加强自身的国防实力，这几个条件直接促成了中国大科学的兴起。
中国大科学的经验与教训
孟祥林：“两弹一星”是中国大科学真正兴起时的成功范例，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例如，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两弹一星”大科学共同体内的高度认同，是“两弹一星”研制过程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另外，我们今天研究这些问题，也要考虑当时的国情。
刘戟锋：从当时的国情来看，我国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科学技术的前沿进行全面出击，只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在某个关系到国家建设重大利益的课题上进行重点攻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选择“两弹一星”为当时中国大科学的主攻目标，决策是英明的，决心是及时的，从其结果看，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巩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在国内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孟祥林：在分析“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时，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热忱和奉献精神。参与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有的已经世界知名。如果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不一定处在首位。但是，他们却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需要视为最高价值标准。著名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说，当时中国国防科研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这样的精神境界，令人感喟。
吴国盛：但俗话说：“有得必有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大科学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即包括国防实力，也包括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如果为了上一个大的项目，国家经济被拖垮了，科学技术片面畸形发展，那么即使这个项目“成功”了，也不值得赞赏。因此，我们在看到中国大科学的“得”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失”的一面。
王德禄：对，我们当初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客观地考察运行机制，发展大科学对经济发展与科学事业带来的“代价”未作说明。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考虑的，中国大科学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群众科学。群众科学即群众参与科学研究，它曾经是我国大科学的一种运行模式，首先见于大跃进时期，“大家办原子能”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口号。群众科学有没有它的进步意义呢？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对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群众参与是有效的。但总的看起来，中国的群众科学得不偿失。
刘兵：是这样。群众科学有时对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很厉害，不值得提倡，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不过，令人不安的是，群众办科学的思路至今还顽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前几年超导热时，全国一下子成立了数十家超导研究小组，陡然重复了一些并无科学意义的实验，造成了一种全国搞超导的气氛，耗费了大量的科研资金。这不能不说是群众科学的“恶果”。
孟祥林：前些日子报上登了一篇“话说哥德巴赫猜想”的报道，谈到中科院数学所每年都要收到大量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有的称已解决哥氏猜想，有的称他的方法可以引起数学革命。但这些人有的连初等数学都没学过，有的连命题都没搞清，有的甚至全文都挑不出对的地方。著名数学家王元教授说，这些热心者大多数没有多少数学基础。这是个怪现象。陈景润教授对此事也曾说过，希望青年同志不要误入歧途，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恐怕也是受了群众科学的影响吧。
中国大科学的健康发展
刘戟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大科学仍存在着某些弊端或片面性，克服这些不足，使大科学得以健康合理的发展，这正是从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努力方向。总的来说，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应该注意，第一，应该从“追踪式”走向“突破式”。过去，中国大科学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人家有的，我们也应当有。但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特别是在军事技术领域，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军事技术本身有一种内放大的破坏机理，即明天更先进的战争手段将使今天看来尚属先进的战争手段变得陈旧、过时以至完全无用。而且，在当今科学技术与产业一体化的条件下，在全球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相互制约的整体时，高科技领域的任何一个重大突破，都意味着对相应的国际市场的捷足先登，从而使后来者无立锥之地。所以，面对这一新的态势，我们必须进行突破。
第二，应从加强国防走向振兴经济。中国大科学的形成标志是1956年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而十二年规划所包含的六大类项目中，第一类就是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从那时以来，中国大科学的典型案例往往反映在军事部门，并且主要是由国防工业部门做出，这也是与曼哈顿计划以来，世界大科学的发展重点相一致的。但大科学在军事部门取得突破后，能否有效地、适时地转为民用，在不同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大致说来，有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前苏联模式与西欧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优先发展军事技术，但很快转为民用；第二种也是优先发展军事技术，但不考虑转民用；第三种是军民一体。中国的情况与前苏联差不多，由于军民分割，严重地阻碍了大科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本应起到的作用。只是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军转民事业较之前苏联先声夺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王德禄：如何将发展大科学与发展经济相协调是一个大问题。应该说，如果不考虑这种协调，大科学很容易拖垮经济。在上一个大项目之前，必须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过，更根本的也许是，通过大科学所积累的高技术能否转为民用从而成为财富之源。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并不很好，将来在做计划时必须注意这一点，要防止将大科学搞成一个消耗国家积累的黑洞、无底洞，只见进不见出，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大科学应真正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
中国大科学的决策
吴国盛：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最终落实到经费分配上，如果在经费一定的情况下资助了这个，就不能资助那个。大科学花钱最多，被它挤的小科学必然很多，因此，在上某一个大项目时，必须考虑到科学整体的发展状况。
刘兵：也就是说，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它的发展比例，是一个尤为科技政策制定机构与决策机构重视的问题。搞不好就容易出现大科学“大”了，小科学“小”了。
王德禄：有这个问题。大科学发展抑制了小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常常出现的现象，我们过去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1949年以前我国已有的一些科学底子，几十年并没有加厚，有许多当时就可以做的工作没有做，结果几十年来，基础自然科学的积累薄弱，某些尖端科技上去了，但总的科学水平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赵红洲曾经提出：大科学小搞，小科学大搞，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科学花钱多，要谨慎上马，而小科学花钱不多，要多搞，多搞可以搞好基础，这个策略应该说是比较符合我们国情的。不过这种观点没有得到重视，基础科学总是被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对于能立竿见影、为国争光的事，不管它有多大，花钱总是在所不惜的，这一点在地方上更为突出。这还有待于科技体制进一步完善，决策进一步科学化。
孟祥林：决策的科学化，实际操作不易，尤其是有关大科学决策的科学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涉及方方面面，但应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不断探索，不断改进。我们今天对中国大科学的回顾漫谈，对中国大科学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如能为我国今后大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大科学规划决策的科学化提供些启发、启示，则是我们研讨的目的所在。
（王德禄，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1992年第5期，科学时评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