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对《通报》做了这样的评价：“通报已经得到了美国及其国外广泛的支持，成了原子能社会方面权威性信息的最可靠的来源，成了美国及其外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这一领域有关问题把各种观点表达出来公开讨论的论坛”。

《通报》能取得如此的权威地位，恐怕与它独特地编辑方针有关系。《通报》探讨的问题十分严肃，它十分重视书评工作。几乎每一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书评。凡是与核有关的著作和出版物，不但能在其中找到书目，还能找到介绍或评价文章。我国曾翻译出版的关于原子弹历史的著作[比如《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能出版社），《现在可以说了》（原子能出版社）等]在此刊中都能找到评价文章。它的书评的另一特点是评论者固定，某一方向的书由一固定评论者评论。这些权威性书评为维护这一领域学术性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报》专门辟了通信（Letters）一栏，此栏是为读者就《通报》文章的观点、史实的来信编排的。这些来信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也使杂志办得有声有色。

《通报》创刊30周年有一篇评论文章说：“《通报》自己并不认为这个杂志主要是为科学家办的，而宁愿把它当作一个为那些关心与核有关的课题的社会政治影响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事实正是这样，《通报》吸引了大批高层知识分子，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访时，笔者偶然提及《通报》，他们对这份杂志都十分熟悉，并给予高度评价。

随着70年代能源危机的出现，《通报》关注的重点开始扩大，环境、人口、外交、发展都成了《通报》的主题，这种倾向的发展导致1970—1974年《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名称更改为《科学与世界事务》，原子科学家通报变成了副标题。这一改动引起许多读者和科学家的不满，1975年该杂志又恢复原名，1975年以后，核事务再次成为通报的主题。1975年《通报》支持了肯德尔（H.Kendall）发起的批评核电站的运动。以后又陆续支持了无核区运动、核冻结运动、核冬天理论、核战争研究。

1984年10月，为了准备核时代40周年的活动，董事会，编委会成员及有关专家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编辑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下面几个问题：通报今后十年的方向是什么？杂志的主要读者都是哪些人？怎样能使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科学家更充分地共享这份杂志？怎样使这份杂志更好地发挥以核为主题，信息和分析最权威的作用？怎样促进对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这次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今后的编辑方针如下：

1）《通报》中心仍然是避免核战争，把注意力集中于使军备竞赛加剧的诸因素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事务。

2）公众现在比1945年对核威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是他们的了解往往是肤浅的。《通报》要把技术信息及其争议用于使广大公众接受的语言说出来，《通报》有责任帮助公众改变错误的认识和纠正不正确的信息，以使专家与公众之间得到一种交流。

3）《通报》仍面对以下三方面的读者：科学家、学者、制定政策者；公众；国际上的读者。

4）《通报》作为一个以教育为目的的杂志，今后的成就看其提供信息的性质，速度和质量。《通报》将努力工作为帮助世界避免核战争提供必要和准确的信息。

（王德禄，本文发表于《科学学研究》1989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