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全球，已经演变成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灾难。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如野火般的反复蔓延态势，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与新经济高地极化发展共存、以中美关系为重点的国际秩序重塑、人类社会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动荡加剧等世界格局变动趋势，正在持续引发人类社会某些根本性变革。伴随着不同国家的多样化疫情防控方案的实施，一个与新冠病毒共生、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历史转折点，并掀起了一场堪比“黑死病”的“千年之变”序幕。当前，我们已捕捉到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并对其进行了观察和反思。
第一个反思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新冠疫情触发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也使人们看到了新经济是后工业时代的一道曙光。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独角兽、平台企业等新物种在跨界理念的指引下，正推动新经济加速“接管”工业经济。
第二个是对全球化范式的反思。此次疫情为经济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在暴露出过去的全球化范式弊端的同时，一个将以中美关系为主轴，刺激各国持续调整经济优先发展序列，全面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新全球化范式正加速成型。
第三个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反思。从“天之道，利而不害”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来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等系列文明和解事件，预示着人类文明可以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制度性差异，迈向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同时，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的进步，或给世界文明和平发展进程带来新的东方启迪。
一、人类与病毒长期共生“后疫情时代”序幕拉开，全球秩序走向充满变数从全球形势来看，新冠疫情处于二次爆发的严峻时期，但各国的疫情发展阶段和防控手段不尽相同。截止2020年11月30日，全球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6200万，现存病例逼近2000万，上百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其中美国、俄罗斯、西班牙、法国、英国、印度、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确诊人数超百万，至少28个国家日增确诊超千例，即便在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新冠病毒全球致死人数也已超145万。尤其10月以来，欧美国家迎来第二波疫情，各国新增确诊病例严重反弹，英、法、德、意等国疫情防控持续措施升级。多位公卫专家预判，随着北半球冬季到来，病毒将更容易传播，各国也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冬季流感与新冠疫情叠加的难题。
全球疫苗研制不断取得突破，或为疫情防控带来转机。与此同时，全球疫苗研制工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截止11月4日，全球共有191个新冠候选疫苗，其中共有42个候选疫苗进入临床阶段，有10款新冠疫苗已进入临床III期。乐观地看，随着全球疫苗研发生产不断取得突破，疫情将在几年内实现公共卫生防控手段上的遏制。但是，全球疫情积重难返，病毒变异性与复杂性仍是一场考验，已经出现的丹麦水貂变异新冠病毒事件或将再发。
从中美两大国疫情形势来看，中美关系变数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切主轴。美国依然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截至北京时间11月30日,全美共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1300万例，现存确诊超530万例，累计死亡273072，近日连续多天新增确诊超10万例，这表明美国疫情仍处于异常艰难的“疫中”阶段，且尚未渡过高峰期。与此同时，虽然中国新疆喀什、辽宁青岛、上海等地近期经历了新一波短暂疫情，但因严格有效的防控措施，地方局部疫情并未蔓延，这表明中国疫情基本上实现了弹性、敏捷的有效防控，处于“疫后恢复”初期。对比来看，中国已暂时渡过了疫情防控难关，而美国正处“疫中”时期，仍在遭受疫情的重创，不但经济复苏挑战重重，国内种族冲突、两党分裂等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
作为世界经济两极，中美关系是“后疫情时代”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一环。但是，两国疫情防控的巨大反差与贸易摩擦，又为“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美国国内防疫措施饱受诟病、疫情持续反弹蔓延，部分美国政客也并未以疫情防控为第一优先事项，而是围绕疫情起源、中美科技脱钩等领域，不断发表涉华言论并升级对华遏制措施。自贸易战白热化以来，美国两党早已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而随着美国大选落幕，拜登的当选或将为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秩序带来更大不确定性,中美关系重回良性竞合状态的期望仍充满变数。
但中国也要清晰认识到美国的自我纠偏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对此，中国需要着眼全球长期发展格局，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大立场，对内切实深化改革，对外有底线地温和开展大国外交，继续积极驰援全球抗疫前线，谨慎处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系列国际纷争，尽力推动全球秩序向和平稳定的新阶段过渡。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从人类历史来看，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14世纪欧洲曾爆发了大规模鼠疫，史称“黑死病”，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对历史进程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改变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黑死病”百年之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四道光芒，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工业文明，并自此走上了一条与“黑暗中世纪”迥异的光明道路。
据史料记载，公元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突然在欧洲大陆蔓延，瘟疫夺走了2500万-5000万欧洲人生命，欧洲人口缩水30%，其中包括大量教士，以及佃农、工人、仆人等劳工阶层人士。一方面，教会防疫不力与教士的大量死亡，让人们对信仰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宗教权威。另一方面，劳工阶层劳动力的缺乏，造成了耕地果园大面积荒废，各类物价上涨，而劳工与地主间利益冲突，进一步造成庄园经济解体，土地租赁制度兴起，最终导致农奴制彻底瓦解，并催生了新兴资产阶级。
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先驱者”薄伽丘在目睹“黑死病”肆虐的惨剧后，创作了“人曲”《十日谈》，大力鼓吹人性解放、人文主义与现世享乐，进一步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盛行。文艺复兴期间，古典哲学思想与科学理性的光芒重现于世，全新的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观念也开始蓬勃壮大，跨区域文化、贸易往来愈加频繁。
十五世纪初，随着科学理性思想的长足发展，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得以发明普及，欧洲人开始依靠科学力量探索世界地理，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兴起、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壮大，共同冲击着天主教神权的统治。在此背景下，西欧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一举奠定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展基础。
应该说，“黑死病”是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才撼动了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和宗教制度，使人权从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中得以挣脱，为资本主义和科学精神开拓出土壤，催生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文明变革成果。如此影响，堪称一场“千年之变”。尽管在“黑死病”前后，人类社会也曾多次发生过瘟疫、战争，但是唯有“黑死病”直接威胁到了人类整体生存。对比来看，我们当下所经历的新冠疫情，是人类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准后出现的又一次全球性灾难，不啻为大自然对人类无限膨胀的自信心、科技文明，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次沉重打击。就在疫情发生几十年前，硅谷已经开始谈论人的永生和不朽，不料这次新冠疫情把人类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导致全球6000多万人染病，超百万人死亡，使得绝大多数国家地区人类活动陷入停滞。这种情况与引发了时代剧变的“黑死病”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新冠疫情是一场“人与自然”的世界大战，势必将对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及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再为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千年之变”。
总结来说，这次疫情不仅激起了全人类的生存恐惧，更带来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反思。而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反思必将帮助人类发现新的曙光，走向新的文明。
一是反思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中，工业化使人类物质得以繁荣,但过分追求规模化、机械化、同质化，却也使人类精神沉沦下来。工业化社会的个体异化现象成为鲜明的时代弊病，个体的幸福感和价值感被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所泯灭，个性与思想更是难以得到张扬。此外，持续了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给人类社会留下了行业资质、市场准入等诸多制度藩篱，也滋生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
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在其内部孕育出了一股追求创新价值实现、思想解放、公共利益的变革性力量——“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进步，但这不代表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应把新经济看做相对于工业文明的下一个高级发展阶段。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独角兽、社会企业、平台企业等新经济新物种在抗疫中杰出的“跨界”表现就是鲜明范例，也证明了“跨界”正成为打破工业文明束缚的重要理念与方法。过去工业文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式的经济传导逻辑，以及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料高度分离的状态，在新物种的“跨界”实践中被打破，进而演化为“生产x消费”高度复杂、耦合的生态式经济传导机制，即消费者开始深度参与生产过程，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跨界，甚至平台企业的平台运营规则也需要倾听消费者的心声；再如，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产生数据资源的生产行为；还有，在个体发展上，未来数字化技术将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多数劳动力将从事教育、娱乐、文化创意等服务行业，个体将获得更多的商业自由度和“跨界”可能性，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从忙碌“割裂状态”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走向心灵自然。新经济如此的繁荣景象，犹如史前“物种大爆发”一样，让人充满期待。
二是反思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了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和服务全球化，打造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体系，实现了全球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毒品、犯罪、病毒、环境污染、社会与个体共同异化等负面因素的全球化，进而引发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国家的税收与就业分化、贫富差异下的社会阶层分化等一系列问题。
此次新冠疫情悍然为经济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对过去的全球化范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然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展开，全球各地区间的联结仍将越来越紧密。后疫情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在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坚持探索具有引领性的全球化新范式。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全球化的价值基准重估，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新基准，谋求更加互惠、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经贸文化往来。另一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准则，和平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贸、领土争端，理性看待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新共识，为全球化提供稳定、乐观的国际社会环境。
最后是反思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当前世界阵营越来越以价值观为群分，或许如汤因比所言，以激进基督教为基本精神而统一世界的企图，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西方领导人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价值观统领世界的一致性，但即使如此，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等系列文明和解事件，预示着人类文明可以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制度性差异，建立新的“世界文化均势”，开启利益一致、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全球新治理格局是存在可能的。纵览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各族人民为寻求人类的解脱斗争与实现和平，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然而这个“大同世界”只是和而不同。因此，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战胜疫情，并建立更具长远意义的新世界精神，关键不在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等价值观间的互相征服，而在于全球各国基于全人类生存安危的大立场所应开展的一系列联合抗疫与共同治理行动。
对此，中国的担当有二：一是中国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现状的承袭。包容兼顾不同民族的个性与情绪，崇尚在和谐中保持多样性，这一中国历史传统的实践和文化主张，有助于推动世界从分裂局面向文明和谐转变。二是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对内的治理绩效和改革进步优劣时刻被世界关注着。如果中国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上做出前无古人的改革进步与治理创新，将政府、民间智库、既往利益集团、新经济利益集团、中产阶级、低收入人群以及多民族群体联结成为和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或可为世界现代文明进程带来新的东方启迪。
远古东方有先哲老子古训谓“天之道，利而不害”。新冠疫情的出现，再次给了人类一个警醒：当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威胁时，人类文明要想取得质的进步，不应诉诸于武力、经济与外交上的互相征伐，而应竭力建立一个全球各国民族可保全文化传统、共抵自然威胁、共享进步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共生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