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未来产业是我国构筑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 中国经济周刊
  • 2021-12-24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震荡加剧,自主创新、安全可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深海探索等诸多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的“无人之境”,形成并跑领跑之势,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

培育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是在全球战略竞争优势重塑、产业分工重组、经贸规则重建、治理体系重构的大背景下,让我国能够和国际创新保持同步甚至实现赶超的重大创新机会,是我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更是我国站在新的起点、转换新的赛道去构筑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发展未来产业是中央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布署

中央多次强调抓紧布局未来产业。2019年10月中关村论坛年度主题定位“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贺信中强调,举办中关村论坛,共议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共商全球创新规则和创新治理,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创新思想和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5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10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聚焦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成为大变局时代国际战略竞争新焦点。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19年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美国在未来产业中领导地位的建议》,首次提出建议组建未来产业研发联合体(IotFIs),旨在构建一个多部门合作、具有革命性的创新生态新范式,以维持和巩固美国全球科技领导者地位,并于今年1月建议拜登政府建设未来产业研究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和先进通信网络五大未来产业,开展交叉研究。此外,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提出出台未来产业相关政策和战略部署,通过构建未来产业研究机制、调动多元化科研力量超前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

创新企业家、知名智库机构加强未来研究和未来预测。目前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世界前沿科技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在交叉汇聚过程中呈现出多源爆发、交汇叠加的现象,颠覆性创新和群体性技术突破不断涌现。在自由市场和大胆创新的推动下,一批改变世界的前沿科技企业涌现,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基因组学、遥感技术等指数型技术,在交通出行、生命科学、信息传输、城市治理等领域推动重大变革。凯文·凯利、伊藤穰一、中科院、麦肯锡、长城战略咨询等国内外知名未来学家、智库机构也聚焦产业变革逻辑、模式等,开展未来产业研究和前沿科技预测。

未来产业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先导产业

未来产业是科技创新范式变革下,依托重大科技突破和产业化、引领新应用场景和新消费需求的产物,是牵引性很强的先导产业。其以原创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重大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础,目前尚处于爆发增长前期或孕育阶段,深受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关注和认可,未来发展潜力巨大,10~15年后可能实现爆发成长并改变世界,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

未来产业具备前沿科技引领和颠覆性创新等特点。未来产业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科技含量高。未来产业聚焦原始创新和引领式创新,具有较高的科技门槛和壁垒。牵引带动性强。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由于多学科交叉特点,对各行业、各领域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牵引性,能够显著带动生产力发展、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颠覆性强。未来产业能够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将在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发生颠覆性变革,需要全新的组织方式和制度供给。不确定性高。未来产业通常呈现复杂性、综合性的特征,发展方向和路径难以把握,预测与探索均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长期性投入高。未来产业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萌芽期到产业化,需要大量资金长周期持续性投入,需要企业家、科学家、风险投资家协同互动,建立高效畅通的投入产出机制。生态属性强。未来产业往往发生在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专业化服务和创业者集聚且活跃、创新创业生态整体优良的地区。

未来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领域和方向。2008年,国家提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推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现代化。新时期,中央提出培育未来产业,是抢抓下一阶段发展机遇、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综合来看,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不同的战略使命和发展规律:时间周期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3~5年可发展成为成熟产业,而未来产业是面向未来10~15年长期培育的产业。解决问题所处阶段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是在跟跑阶段侧重于解决“卡脖子”问题,未来产业是面向并跑领跑阶段探索科技“无人区”的问题。成长路线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呈现链式集聚和线性成长,未来产业由于指数型技术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先导性、牵引性和跨界性,更强调“变道超车”和“换道领跑”,更容易实现群体性爆发成长。发展范式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依靠大项目、大投资,未来产业更需要科技突破、创新创业和生态打造。

未来产业具有七个可能触发机制

基于国内外未来产业方向选择,结合未来学家和智库机构技术预测,把握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笔者研究判断未来产业7个可能的触发机制。

一是重大科技突破和指数型技术的应用。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是未来产业出现最直观的因素,一批“从0到1”的原创技术能开辟一个只属于创新者的蓝海市场,并带来技术专利、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品牌等一系列竞争优势。同时,指数型技术的应用突破能助力具备强大成长潜力的未来产业“从1到N”创新升级,实现爆发式增长和规模化扩张。

二是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性,使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各行业在原有产业价值链基础上,跨界融合运动更加频繁,并衍生出“N+X”未来产业新业态。其中,人工智能跨领域的商业化,带来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新兴业态的表现最为突出。

三是社会需求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加速了无人零售、智能机器人服务等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试验示范。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与共生使人类对未来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以及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的认知更新,要求未来产业加速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的变化和高效运行。健康护理、疾病早筛、智能诊疗、养老服务等未来社会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绿色低碳、数据驱动、可持续发展等未来城市愿景亟待新技术、新服务的支撑。

四是创意和思想实验。未来产业不只是面向已知需求开展研发,还有很多需要创造性的前沿科技突破和重大变革性创新,这就要有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性的创意和改变世界的梦想,积极对科学研究进行探索性、创造性的思想实验,找到建立新观念、新理论、新规律、新方法的突破口,形成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新的体验,带来新市场和新业态。正如马斯克拥有登陆火星的梦想和创意,通过目标导向可以激发一系列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衍生。

五是新场景驱动。聚焦若干科技发展未来目标,通过场景创新建设,集聚创新资源,实现真实环境中新技术应用的反复试验,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与集成,成就前沿科技应用与产业化,已成为新时期科技创新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六是重大政策规制引导。国家战略引导布局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未来产业核心领域,出台相关政策对资源、环境、太空等战略性领域加大投入;制定新规则逐步开放部分垄断行业、管控领域、公共服务领域,为新供给、新模式、新组织创造了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将催生一批新兴产业。

七是军民互助融合。国防科技创新整合和利用军用、民用科技资源,建设形成军民科技融合下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两者互相转移、互相融合和互相促进,在深海空天开发、国防安全、网络空间、新材料、量子计算等领域,加速了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创新与集成。

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构建全新的创新范式

(一)培育未来产业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科技条件支撑

未来产业不是到处开花结果的事情,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产业条件、创新供给能力等做支撑,要有能力把多元主体、多种要素、多种力量统筹集成,形成生态作用。

从经济支撑来看,2020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提高至17%以上,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超1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等多个城市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更深厚的内需,有利于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有利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布局。

从创新支撑来看,科技研发投入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442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4%,为史上最高,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全球专利申请量68720件,排名全球第一,同比增长16.1%,比排名第二位的美国高9490件。从国内城市来看,2019年,北上深的研发投入均超过千亿元,总和约为5087亿元,占全国的比重高达23%。一线城市在全国科创格局中具有引领作用,有条件率先开展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培育。

(二)培育未来产业需要统筹中央地方、政府市场互相作用的合力

培育未来产业需要统筹中央与地方资源,需要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合力,需要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创新共同体模式。必须坚持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化自发力量相结合,有效发挥政府、产业界和社会民众等多方作用,推进政产学研金介用深度结合,把未来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未来产业的发现和发生,要充分尊重并发挥市场各类创新主体作用,特别是新物种企业的洞见力、创造力。未来产业培育的早期,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扶持的社会责任,加大资金、政策、新制度供给等方面支持力度,营造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生态环境;在未来产业快速成长阶段,特别是针对未来产业诞生的底层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及其应用环节,要充分发挥科技企业、中介机构、天使投资等市场化、专业化作用,要形成有利于未来产业自下而上涌现的机制与环境。

(三)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构建高能级创新生态系统

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构建前沿科技供给能力、主体要素成长动力、体制机制与生态环境活力,促进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未来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全流程整合,推动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与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各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技术、产业、应用互动融合和人才、制度、环境相互支撑的生态系统。

构建前沿科技创新供给能力,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新研发机制建设等方面构建孕育未来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中,科学发现代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和未来创新储备能力,是创新的底座,重点衡量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研究型高校院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科技战略力量支撑。技术发明代表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创新和面向市场的新产品生成的情况,反映创新效率和质量,重点衡量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市场化技术创新平台、技术专利成果和新产品生成。新研发机制是在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线性模式基础上,集成多元主体和生态资源,开展以科学家、企业家、创业投资者早期共同参与的新研发模式。

激发要素循环和主体成长动力,从要素供给、创业动员、场景创新、新物种企业孵育等方面,促进要素内部循环和企业主体自发成长。其中,要素供给代表创新所必需的要素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资源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循环。创业动员代表激发和动员科学家、企业家、创客参与前沿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情况,以前沿科技创业、硬科技创业为重点,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场景创新是链接科技和产业的新纽带,面向真实的市场需求,运用商业化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组织各类创新资源,在商业爆发的同时实现科技突破,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新范式。新物种企业孵育是关注创业热点和未来技术创新趋势,培育以瞪羚、独角兽等具有爆发成长潜力的新物种企业。

提升体制机制与生态环境的活力,建立协同共治机制、新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容错纠错机制等,为培育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营造局部优化的体制机制和环境保障。协同共治机制是以共建共享为核心、敏捷治理为手段的治理模式,建立政府、科技界、企业、投资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未来产业联合共治机制;新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要求及时感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哪吒企业等创新主体对制度及产业跨界政策需求等,开展制度先行先试和政策创新;容错纠错机制是对处于研发阶段、缺乏成熟标准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开放包容、鼓励在“安全空间”内创新试错。

培育未来产业的促进路径和发展建议

创新范式已变,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打破唯科技成果转化的线性惯性思维,转变新思路、探索新路径,建立一套全新的组织推动机制,核心是要构建勇于试错的高能级创新创业生态。

一是加强未来研究和发现。邀请科学家、战略专家、智库学者、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人士等,共同组建未来产业研究院,以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密切跟踪、科学研判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动态。建议在国家重大专项、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科技计划中设立未来研究专项,超前规划布局,集中加大投入,力争抢占先机。支持科研院所和民间智库开展多维度未来研究,发布未来研究和预测报告。

二是开展前置性产研共创的新研发模式。未来产业是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共同参加的一项事业,要培养一批创业型、有创意的企业家人才,让企业家走到创新前端。支持建立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领军企业和平台企业牵头组建包含科学家、创业者、风险投资人在内的创新共同体,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爆发。

三是关注前沿科技创业和新物种企业培育。关注“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独角兽等具有高技术、高成长、高价值特性的新物种企业,从创业热点领域洞见未来技术创新及经济形态新趋势,主动培育形成未来产业。建立常态化的新物种企业精准挖掘机制,提升对于新物种企业发现的敏感性,发掘未来产业萌芽。

四是加强场景—赛道驱动。面向未来生产生活方式,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健康中国等战略目标,聚焦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慧出行等领域,联合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建设一批新型场景。聚焦若干科技发展未来目标,通过场景创新建设,实现真实环境的反复试验,加速前沿科技应用迭代与产业化,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赛道。

五是加强“耐心资本”赋能。支持股权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科技,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发挥北京证券交易所等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形成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成长路径。探索税收优惠与投资期限相挂钩,建立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共同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长线资金在未来产业培育中的参与度。对投资机构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所发生的投资损失,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六是建立鼓励试错的包容环境。对处于研发阶段、缺乏成熟标准或暂不完全适应既有监管体系的未来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允许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企业在“安全空间”内试错、创新。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明确“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原则,将新技术新产品以前置审批为主转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七是加强国家高新区核心载体打造。发挥国家高新区尤其是一流园区在区域创新中的“领头羊”“排头兵”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聚焦重点领域和方向,持续深耕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研究,打造未来产业培育的探路者和试验田,打造未来产业研究和实践高地。

(杨跃承系盛景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武文生系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总经理,党好系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