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留学教育成为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留学教育一直承担着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热潮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涌现出了新的回归潮。据统计，1978—2019 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5 万人，超过86% 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归国发展。鉴于留学生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留学生问题也一直备受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也是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开端，对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人才培养及教育情况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可为当今留学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提供有益借鉴。本文拟以1900—1920年的留美学生为例，对当时的留美学生专业规划、培养方式及就业质量进行考察，进而探讨当时专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一、文献回顾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19 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在国际竞争中，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新式人才的培养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清末民初留学教育的发展与留学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是最早的国家人才发展战略之一。
近代留美生研究一直是留学教育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总体来看，学界对于近代留美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留学历史的宏观考察，相关内容涉及对留美生的研究。如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等。二是关于留美历史的研究。如李喜所、刘集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美国学者斯泰西•比尔（Stacey Bieler）的《中国留美学生史》（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等。三是关于近代留美生群体及贡献研究。如沈萍霞的《清末民初的留美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杨红星的《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等。四是对留美生在美国学习及生活情况的考查。如叶维丽（Weili Ye）的《为中国寻找现代化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等。
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留美生的留学情况、生活经历、归国贡献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而围绕留美生的专业规划与就业状况方面的研究与统计还较为零散，专题性研究相对较少。在专业规划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留学政策对留美生专业规划的影响及具体年份的专业分科统计，如李喜所等人在《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中探讨了留学计划的出台，官、自费学生的赴美热潮，并对1929—1937 年留美生的专业分配作了统计。其他关于留美教育史的宏观性研究专著也涉及到对留美生的专业统计，但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年份。对就业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特定年份的归国留学生职业进行统计，分析整体就业趋向。如林辉以1925 年、1931 年的留美归国学生的职业分配为例，提出留美生归国后主要投身于学界或实学事业，对政治与军事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弱。二是考查留美生在特定领域的贡献及影响，对其中的部分代表性人物进行就业追踪。如杨红星从近代留美医学生群体入手，探讨该群体在现代医学的重要贡献，并对部分具有突出贡献的学生的职业经历进行了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近代留美生的专业规划及就业情况的研究，主要侧重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个别行业。而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专业与就业的关联以及就业环境与就业渠道对留美生就业的影响，还缺少数据统计及定量分析。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游美同学录》《清华同学录》《留美学生季报》等史料为基础，对1900 —1920 年间留美生的专业规划、培养方式、就业领域等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拓展近代留学教育研究领域，深化留学生研究内涵。
二、学有所长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留学政策与专业选择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中国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识时务者知旧日文章经济，已非治国之材”，传统的“通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于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社会转型的加快，对专门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有识之士指出，留学专业的选择须“察社会之所需，审时势之所趋”。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留学政策开始呈现出专业性、针对性与计划性的特点。
（一）政府引导下的专业规划
1907 年，学部在《奏请选派弟子分送各国学习工艺折》中指出：“造就人才，必因乎时势，欲救贫弱，在图富强，欲图富强，在重实业”。为培养专门人才，清政府对留学生的专业进行了规定，凡由官费选派出洋的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1909 年，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办法折》进一步细化了官派留美生的专业比例，明确留美生须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以清华庚款留美生为例（图1），在1909 —1911 年派遣的学生中，理工学生人数（包括工程学、化学化工、医药学、矿学、森林学、生物学等专业）与文科学生人数（包括商科、政治、法律、新闻、教育等专业）差距较大。从实际的派遣人数看，工科学生人数占绝对多数，共有84 人；商、矿学科人数相仿，分别为23 人和21 人；农科人数最少，仅有9 人；随着清末新政对政治人才的需求，政治学后来居上，达到15 人。
民国初期，百废待兴，专门人才需求迫切。1916 年，教育部公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要求“每届选派学生，先期由教育部议定应派名数、留学地方、留学年限、研究科目及各省应送备选学生数……每届议定名数时，应先咨询各部院、各省需要人才，折衷配定”。同年，教育部公布《管理留美生事务规程》，规定“留美生监督于每年年终，调查官、自费学生现在学校、学科、年纪等项，按照部定表式，分别列表汇报教育部”。从这时期北洋政府的政策导向看，留学人才培养，根据各地实际需要，注重与社会需求相吻合。这些要求也在庚款生的选派中有所体现。首先，庚款留美生的专业类别更为丰富。工科专业从土木、机械、航空航天、电机电气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到造纸、制糖、染织、汽车、工业管理等专业。农学专业也进一步细分为土壤、畜牧、植棉、水产等专业。专业大类得到进一步细分，专业领域进一步拓展。文科专业，发展到经济学、财政、银行等专业，并进一步拓宽到桥梁经济、市政经济、农业经济与国际贸易、零售等专业。其次，文理专业人数差距有所缩小。1912 年，文、理专业派遣人数大致相同，分别派遣9 人。此后，文科专业人数虽然与理科专业人数仍有差距，但总体专业类别比清末更为合理（见图1）。
（二）留美生的专业选择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留美生大多以社会需要作为自身专业选择的依据。根据《留美学生季报》的统计，截至1918 年，在美的994 名学生中，约46% 的学生学习文科专业，54% 的学生学习理工专业。在理工专业中，工科专业人数最多，约占理工专业人数的65%。文科专业中，商科专业人数最多，约占文科专业人数的38%。其他文科专业，如普通文科、教育学、政治学、法律等也受到留美生的青睐。这表明，随着国人对实学专业认识的逐渐深入，实学不再单纯局限于理工科，商科等文科专业同样受到留美生重视。
留美生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他们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一些留美生认为：“中国今日为建设时代，须建设法律、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 铁路、矿物、农、工、商、政、法等科诚为当今之急务。”“吾则谓振兴实业，资本乃第二义，而第一义则在人才。盖资本临时或可筹措，人才则须预为培养。”例如，在发现农科专业人数较少后，一些学生决定改换专业，修习农学。“一国实业之进步，先农而后工。”“农工者，实为商战之利器也。我国工业固在幼稚时代，而农业亦多不振，补救之法，首在修讲农学，扩充农业。”留美生章祖纯，赴美学习后发现同往学生“二十人中无一习农科者”，“颇以为憾。”申请“改习农科，请入加利福利亚大学，以期深造。”留美生韩安也认为，“吾国农业日益衰败，林业更素乏专门，无人研究。天产富源不思所以利用之，而做他人之着着领先，殊非阀利。”韩安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化学硕士学位后，又前往密歇根大学修农林专业，学习美国的种灌方法，期望回国后可加以应用。
此外，就业的需要也是留美生选择专业考虑的因素之一。这在自费、半官费专业选择上体现较为明显，文科专业的学生总体稍多于理工专业学生（见图2）。根据《游美同学录》统计，1900—1915 年，154 名赴美留学生中，人数较多的专业有工程学（29 人）、商学（24 人）、普通文科（20人）、教育学（18 人）、医学（15 人）等。相对官费学生来说，由于没有政府的硬性规定，自费生的专业选择更为自由。他们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学习专业，在专业的选择上更加多样化。
留学专业的选择与变化，体现了这一时期留美生自身的抱负与志向。他们大多将自己的专业选择作为报国利器，希望可以学有所用，报效国家。正如时人所评：“民国肇建，才智之士竞趋实学…… 数年之间，成材甚众。虽工业技术未能达到现代之水准，而风声所播，实树立学用一致之基础。”
三、学用结合：留美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清末民初，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社会对专门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习实训的培养模式成为留美生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留美生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意识。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1904 年，清政府发布《两广学务处派游学规约》，要求留学生利用假期实地考察，“如修自然科学，从事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实验采集等事，最适于此时”。对于工程类学科的学生，“休学时或看学校工厂或为关学艺、关实业等事之调查，宜做日记，将调查所得，一一详述，寄至本处”。1916 年，北洋政府在《管理留美生事务规程》中指出：“官费生毕业后，如尚须实习者，应陈明监督，得其许可。”这些规程的颁布，表明传统的“通才”模式正逐渐被时代所淘汰。
（二）留美生的社会实践
留美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还积极争取到企业实习的机会，推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实习实训中提升本领。1916 年，麻省理工大学新成立工程实习科，“改大学四年为五年，以第四年之第二学期及夏假之全部，共七个月，为入厂实习期。”由于入厂实习名额有限，且涉及产业机密，国际生一般很难得到机会入厂实习。张贻志与侯德榜两位学生，因成绩优异，通过教授帮助得到许可，于1917 年2 月分赴五大厂实习。作为实习团队里仅有的两位中国人，他们与美国工人一同操作机器，记录所闻所见，在工厂内随时提问、详细研究。张贻志认为“其实习所得，复参校于学理。若何而后，可以增进工厂之效率……可以改良制造之序程…… 现行之制造法及管理法，何者为良，何者为劣，何者当兴，何者当革。详细讨论，胸有成竹，然后付诸实行。”他感慨，此次实习经历为“余生平未有之经验也”，以后如果能推行此类实习模式，“不惟于学生之学理经验大有裨益，其造福于工厂者良非浅鲜……此新科可以直接为实业界造就应用人才”。
1917—1919 年，21 名中国学生争取到在西屋电工厂（Westinghouse Electric Co.）的实习机会。作为美国最大的电气公司之一，该厂对实习的安排非常严谨，在厂学生须“每日做工八时四十五分……每星期有二小时讲授，讨论电机制造原料，接合理由。其余六月专为试验，每三月易习一部……试验电机是否合乎工程计划与商业应用”。“无论其为博士、学士，咸与普通工人混合一体，同一劳动，同一负责。”实习学生多是专门学院毕业，熟悉各项工程学理，“故于一切制造试验，不难迎刃而解。且与工人混合一体，尤深悉工人情形及厂中管理。”实习期间，为更好交流心得、研究学理，学生们主持发起“留学电工学会”。该学会每月开会一次，与会成员轮流演讲实习心得。“先由主讲者编缮讲义图说，印发同人。演讲之后，由全体会员讨论诘问。”通过这样的互动学习方式，让“实习者于厂中精粗表里，无不领悉，而理论、实用尤能一气贯通”。
实习之余，“留华电工学会”的成员们也时时关注国内电工及电学业的发展。他们认为，“近世电工一门，既为各工艺实业所倚重而发达。电工首重学理，吾国素无电学，虽理化中或列电学一目，不过三数定义及发明者之略史而已。且电工名称译用各异，译出者亦极少。虽留学界中之富有电工学识者颇不乏人，以苦于华文名称太泛，故于译缮编写之事，只得拱手兴欢而已。”有鉴于此，“留学电工学会”召集部分电工学专门学生，集体讨论，以美国《好宝顿电学大辞典》（Houston Electric Dictionary Words, Terms and Phrase）为原本，编纂中文《电工大辞典》。该书译成后，“即行通函海内外电工同志，共筹进行，以期组成吾国电工学会。”促进国内电工及电学事业的发展。
1900—1917 年，在美实习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初步统计约有42 人，涉及到多个行业部门。其中，职位明确为实习工程师的有11 人，未标明实习职位的有31 人。从实习机构看，留美生的实习质量较高，大都在当时美国顶尖的公司或工厂，如普通电气公司、西方电气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纽约爱迪生公司、纽约造船公司、美利坚造船厂及煤油公司、矿业公司、电话公司等实习。在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如纽约铁路交通局、美国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华盛顿国家图书馆等部门，也可以看到留美生实习的身影。商科的学生则争取到在美国各大银行实习的机会。此外，部分学生还在高等学校，如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高校实习。整体而言，留美生实习已非个案，且实习单位较为广泛（见图3）。
多样化的实习经历不仅使留美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升，也使其对技术手段及企业组织形式有了切实的认识和体会。这为他们回国后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各行各业的转型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学以致用：归国留美生就业状况考察
1915 年，留美监督黄佐廷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吾国人每多留心出洋学生，而未注意回国学生，常使学成之士株守兴叹。故欲为中国发达各种事业者，当先为留学生谋其位置，必有相得益彰之乐。”20 世纪20 年代，在美中国留学生已逾千数。他们大多成绩优异，学有专长，在美国学界也有一席之地。在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后，他们回国施展抱负，对清末民初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归国留美生整体就业情况
从就业情况看，大部分学生在初次就业选择上，坚持学以致用，发挥专长。根据1917年版《游美同学录》统计，1900—1917年，归国就业者约有317人，初次就业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79 人，在铁路公司的有25人，在中高等学校的有124人，在银行的有11人，在汉阳铁厂、商务印书馆等企业及其他部门的有78 人。留美生专业与就业匹配度较高。以工程学专业学生为例（见图4），截至1917 年，超过30% 的学生归国后初次就业于教育行业，其就业岗位多为各大工程专门学校，如天津工业专门学校、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唐山路矿学校等等；20% 以上的学生就职于铁路部门，如京张铁路、川汉铁路、沪宁铁路、粤汉铁路等等，约14 人在初次就业时就能担任工程师或副工程师一职，成为国家铁路建设的技术骨干；34% 的学生在政府部门任职，如市政公所、水利局、交通部等，主要负责技术业务，担任技术职务。还有个别特定专业，如森林工程、电气工程类的学生，选择就职于农林部、电话总局等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机构。此外，还有部分学生投身于实业界，在煤矿、铁矿或私人石油公司担当技术工程师，通过专业技能为实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除工程专业外，商科、医学、农学等专业的学生也大都就业于银行、财政部、医院、农事试验场等与本专业相关的机构（见图5）。整体而言，多数留学生回国后都能积极发挥本身特长，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学非所用的局面。
从职业发展看，留美生的就业情况较为稳定。以《游美同学录》为例，在完成初次就业的369人中，81 人在工作2 年内有岗位变动。从变动的趋势看，官费学生较为稳定，基本按照原来的专业规划在各领域发挥作用。而自费学生则具有一定的流动性，51 人在初次就业2 年后有岗位变动。从变动人群的专业看，文理专业人数基本相同，其中，土木工程、经济学、普通文科和政治学专业变动人数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学专业人群虽有岗位变迁，但多在行业内变动。如黄宏道1911 年获得土木工程专业后回国，1912 在京奉铁路担任副工程师，1913 后在川汉铁路担任副工程师；黄锡赓1913 年回国后，先在大冶铁矿担任代理总办，一年后前往江西萍乡煤矿任总工程师一职。其余专业人群流向相对更加广泛，但总体仍与所学专业相关。
（二）归国留美生的就业渠道
就业率与就业渠道密切相关。清末民初留美生的就业渠道既有政府分配，也有企业招聘、社会组织及留学生组织介绍，等等。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这为留学生的就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清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留学生的就业。1906 年，学部奏定，不论官、自费学生，游学毕业后，都要按照“所习学科，分门考试，务求详密”，考毕依据名次，“分别给予进士举人等出身”。此后，“京外衙门可就所分之科，分别调用加以试验。奏请录用实官，庶几循名责实各尽所长”。随着留学生的增多，清政府开始将学业考试与授官考试相分离。学业考试由学部考验，定期举行。合格后即获出身奖励，此后可凭借出身，参加不定期的授官考试，或是直接奉旨被授予官职。除了中央的授官政策外，地方督抚对留美生的录用也较为积极。如毕业于纽约师范大学的留美生熊崇志，回国后被驻美大使梁诚推荐给广东督抚，并被特聘回广东担任学堂教习。这一时期，“内外百司，推行新政，需材孔殷。此项游学毕业人员，为数又属有限。争先罗致，亦理势之。”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留美生的就业提供了保障。
北洋政府也于1915 年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根据成绩高低予以录用，最后共录取151 人。虽然此类考试没有持续进行，但这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为留美生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如农工商部于1915 年设立劝业委员会，内含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商品陈列所等部门。该委员会会长由农商部指派，其余委员则需要按资聘任。其中一项资格要求便是“曾在本国或外国工商业专门学校毕业者”。这些委员上任后，需要“调查国内工商情况及海外贸易情形”且“介绍企业家以各种最近商事消息，俾商品销路有所联络”。外交官考试规定，应试者须为“本国或外国国立或私立专门以上学校修习政治经济法律专科者、或各国语言文字，得有毕业文凭或证明书者”。这些规定都有助于留美生的就业，也为他们施展抱负提供了舞台。
留美生本身的社会网络也是就业的重要渠道。在美期间，留学生经常组织建立各类学会、社团，逐渐形成相关的社会网络。如1905 年创办的“寰球学生会”，以“兴教育，聊情谊，促进社会国家之进步”为宗旨，创办期间多次“招待出洋学生”，及“介绍回国学生之职业”。留美生回国后，即行登报展示各种信息，以期“毕业回国诸君，大半均已就事”。1918 年，寰球学生会为刚刚归国的留美生会会长任鸿隽、科学社社长杨铨等人举行了欢迎会。此次欢迎会也被登报在案，并附录了十余位留美生的姓名、专业与毕业院校，介绍了在场留美生的学习经历与专业背景。不少机构还专门前来聘用专业学生，如，“近有福州大学琼斯教授、杭州惠兰中学卜落克君、沪江大学克耳卜君等亲来托聘英文、体育、社会学教员数名”，另有“湖南、南京、北京、云南、武昌、南通托聘纺织、机械工程、农业、英文、化学、物理、生物学、地理等科教员多人，年薪自一千三百至三千元”。有研究显示，“留美生的社团网络在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聚合中有显著的影响”，1919 年南开大学在创建和发展初期，其师资力量就主要来自留美生，而聚集留美生的主要途径是在美国成立的成志会。
青年会也是帮助留学生就业的重要社会组织。青年会认为：“盖科举既废，吾国政界、军界、学界，莫不取材于留学生”，而“留学生所属地位之重要，犹可不言而喻…… 然留学生实为青年一紧要部分，青年会可不特为注意乎”。为充分发挥留学生的作用，1916 年北京青年会特设“留学部”，专门接待“东西洋旅京留学生，资助其三育进步，勉以社会种种服务”。在《游美同学录》中，毕业后初次就业于青年会，或者其下属机构的约有13 人。上海青年会还创办了青年会日报学校等机构，为留学生就业提供机会。
五、人尽其才：近代留美教育的启示
清末民初对留美生的选拔与培养，从实用出发进行专业规划，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当今留学生的培养和使用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百余年来中国的留学教育一直以实用学科人才的培养为主。从本文所论的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方针都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近代的官派留学与当前的公派留学更是如此。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派留学生，80% 所学专业为自然科学。而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留学生的学科分布日趋多样化，形成了以自然科学为主、多学科并举的局面。到20 世纪90 年代，“留学的学科几乎覆盖了所有学科”。进入21 世纪，文理工等实用学科专业仍然受到留学生的青睐。截至2021 年，商务与管理、工程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人数约占留美生总人数的60%。其中，学习计算机科学的人数逐年增加，由2009 年的10% 增至2020 年的22%，成为当今留美生最为重视的“实学”。留学教育仍然是我国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
从留学效益来看，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由于人数较少，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控官费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大部分留学生都能学以致用，发挥留学的最大效益。而近年来，随着新的留学回归潮的出现，似乎出现了留学的“含金量”降低、留学生由海归变为“海待”、留学成本收益差等现象。比如，由于热门专业选择人数较多，留学生就业市场出现了一定的供需比例失衡。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20% 的留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与自身专业匹配度较高，约30% 的留学生认为匹配度较差或完全不匹配，很难真正学以致用。那么，我国的高层次人才真的已经达到饱和甚至“供过于求”了吗？事实肯定远非如此。因此，如何更好地拓展就业渠道，更好地使留学生学以致用，提升留学教育的效益，是需要各方面共同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留学生资源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不断增加，留学生在教育、科技、经济及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诸多政策，鼓励支持留学生就业创业。但从实际情况看，留学生的就业渠道仍有待进一步拓宽。有关研究显示，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与企业需求是当前留学生就业的最大障碍，超过半数的留学生选择通过向招聘网站投递简历的方式寻找工作，其次为通过“家人或亲戚、朋友推荐”或“直接向意向单位投递简历”。其他的就业渠道，如参加线下招聘会，参加海归宣讲会的人数不到5%。因此，需要进一步畅通留学生就业渠道，积极发挥海外学生会、社会组织及国内涉侨机构的作用，完善留学工作机制，更好地引进海外人才，提升整体人才素质，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摘自：米惠华：《清末民初留美生的人才培养与就业状况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