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发展未来产业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

  • 长城战略咨询
  • 2020-09-17

2020年8月21日,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阳娜、盖博铭到长城所就“未来产业”课题对我进行了采访。两位记者提及,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未来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抓紧布局。在访谈期间,我们谈到了疫情,谈到了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未来产业的影响,我发表了四个方面的看法:第一,疫情促进未来产业更早到来;第二,怎么理解当下的中美摩擦;第三,发展未来产业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第四,发展未来产业的三点建议。

1.疫情促进未来产业更早到来

所谓“未来产业”,这里的未来指多久以后?不是百年以后、千年以后的未来,而是现在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就想改变世界,这就是创造未来,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未来。比如人们坐车去上班,遇到堵车,就会想象最好我的车能飞起来,这样就不会被堵住了。这就是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因此未来产业就是更多的颠覆式创新、更多的全新的生活。

疫情之后,世界加速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在新经济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头。长城所正在准备一个数字抗疫方面的研究报告,在抗疫期间中国有四大万亿级的主赛道,即电商、物流、社交、支付,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在居家隔离期间能够比较容易地维持正常生活。我认为这是中国抗疫取得成功的最大关键。

到目前为止,数字行业可能还有很多故事,出现了很多场景,比如无人支付。长城所在2018年发表过《中国十大改变世界的场景》。现在看来,很多都在这次疫情中加快了发展步伐,如无人支付、无人汽车等。这些场景是中国抗疫取得成功的最大关键。中国的企业家、创业者都在不停地探索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和以前没有的场景。可以说,中国的未来产业一直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而疫情进一步促进了新场景的扩大应用,很多未来产业得以加速发展。长城所今年准备要发几个报告,包括数字抗疫的报告、场景的报告、新赛道的报告。新赛道和场景创新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关于未来产业的报告。

2.怎么理解当下的中美摩擦

现在大家对中美关系显得太紧张,也提出不少对策。我认为,现在很多的对策都有问题,而做出正确对策的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当前的中美摩擦和中美关系,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怎么看待美国当前的反应。中国现在进入了疫情的后期,而美国还处在疫情之中。我认为美国现在很多反应都是病态反应,就是在病情最紧张的时候做出的一些反应,而不是正常时期的反应。目前来看,有两个因素让他们反应过激:一个是疫情紧张,另一个是大选综合症。对此,中国应该更从容地应对。既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对未来就要有信心,我们就没有必要你给我弄一手,我就一定要还你一手,因为他是病人。特朗普说话时显得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他内心是焦虑的。在这个时候,在中美博弈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像一个康复的病人对待一个很严重的病人一样,从容以待,多些同情和包容心。

第二,怎么理解目前的科技战。有人说美国打压中国,他们能够把软件基础和底层架构给封了,为此中国就要去发明新的,就要重新做软件了。我觉得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就好像中国当时有了火药,被欧洲学去了,我们能再把火药收回来吗?收不回来了。再如中国现在用了阿拉伯数字,如果阿拉伯人和我们闹翻了,说阿拉伯数字不让用了,他们能做到吗?做不到。

我们应该更全面理解人类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分几种:第一种是应该由全人类共享的,这种必然是国际化的,比如互联网;第二种是还需要有专利保护的,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扩散,也可以构筑商业性壁垒;第三种是国防和军事方面的,必然有很高的政治壁垒。所谓“卡脖子”的工程,目前主要涉及到后两种,即专利和国防的领域。但对于专利和国防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一定能形成垄断性壁垒,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路径去实现,比如原子弹技术。如果一味盯着“卡脖子”的工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单一技术路径的狭隘境地,甚至可能会上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从前苏联和美国的冷战,因为针锋相对、大搞军备竞赛,而且苏联仅仅依赖政府投入却难以见效,最后被美国拖垮了。

第三,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中国搞未来产业并不是专门为了解决“卡脖子”的工程,而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即当前中国在科技创新的很多领域已经进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新经济已经走向全球领先,如何发展未来产业是关系到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崛起的问题。目前不管是在具有共享性的科研领域,还是在专利性的专门领域,我们都应该按照原计划加强自主创新,该做的还是要做,而不应该表现脆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新型研发机构、科学城,都是在为原创产业打基础。中国做原创、发展未来产业的目的不是打美国,也不是为了对抗,而是发展自己,是为了人类未来做探索,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还是需要期待未来中国能和西方国家有更好地合作,不是我防着你、你防着我,大家都像小人一样。人类的未来来自人的内心,只要我们内心保持开放、大度、宽容,我们就能走向远方,迎接未来,取得更好的成果。因此,中美关系应该向前看。未来的中美关系确实回不到从前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前看,主动设计和推动形成新时期的新型中美关系。随着美国疫情的结束,随着中国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中美关系还有机会迎来美好的时刻。

3.发展未来产业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

发展未来产业就是要把握未来,同时要学会处理风险。中国是从工业经济发展过来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很会学习、擅长模仿创新,但在引领发展方面缺少经验,面对未来产业的风险,我们的处理能力很低。

中国人很聪明,也很能创新,再加上和国际上一直有联系,创新会源源不断。因此,发展未来产业的风险可能并不在于创新能力的问题,也不在于美国人的反对和打压,而在于我们内部,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新生事物、新规律、新趋势的感知洞见能力。未来产业中有很多创新的事,刚出现的时候的确会显得有些异样,在观念、文化上使人难以接受。这就导致很多创新有可能由于政府部门的认识局限而被管死、错判。中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新经济蓬勃发展,却被当作反面的例子来打压。美国现在打压华为,打压抖音,恰恰由于他的打压,这两个企业成了世界顶尖的领军企业。除了抖音,微信和快手也应该列入领军企业行业。微信、抖音、快手不仅是中国的领军企业,还是全世界新经济的头部企业。

二是对未来产业新打法新治理的制度创新能力。未来产业会有更多的创新,需要我们有宽容的胸怀容纳之,更需要我们摆脱对过去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用更大的气魄进行制度创新。我觉得发展未来产业的最大风险还是中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现在提出来的“审慎监管”,还有“新治理”,这两个事都没有破题。我认为在中国,将来出现的问题很多会来自这两个方面。在审慎监管方面,当前政策支不支持直接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比如在医疗领域,将来会出现很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很多大问题,比如看片、诊断,但是现在医疗方面的准入政策还是非常严格。在治理方面,中国应该更开放,比如社会智库应该参与到更多的新型治理中去,再比如在创新的生态中搞新物种,仅仅提出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社会智库参与新制度的实施,才能更好地培育新物种。

三是对未来产业要避免不计成本的投入而导致风险。未来产业和前沿科技产业是自下而上的、风险试错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目前各级政府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拿出很多纳税人的资金投入研发一些具体的研发项目和机构,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实际上就是直接干预市场,是一种改革的倒退,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

4.发展未来产业的三点建议

对于如何发展未来产业,我提了三点建议:

第一,进行有关未来研究的前瞻布局和思想大讨论。发改委、科技部,尤其是中国科协,应该重视对未来和未来产业的研究,要鼓励未来研究机构发声和发布各种未来报告。中国和美国的最大差距是未来研究不足,美国在好几个地方,如纽约、波士顿、硅谷,都不断有研究未来的报告出现,引领着全球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国对未来的研究和关注相对少,中国发布的都是产业报告,都是现实的,虽然也很有用,但是缺乏未来感、缺乏引领性。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发展未来产业就是大国的使命和担当,我们要去探索未来的人类、国家、产业该怎么走,为此就要有大量的未来研究,甚至科幻片都应该包括在这个体系内。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营造出一个氛围和一种文化,使对未来的探索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希望每年在北京和深圳的高技术产业博览会上,都要搞未来大会,要让未来学家走上前台。

第二,进行支持跨界的制度创新,建立新经济制度。做未来的事就必须打破现在的规矩,进行跨界,激发新生事物的涌现。未来产业不是政府决定支持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就出现了。它需要的是政策更具包容性和制度创新的超前性,需要进行新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验。切忌变成一种“为未来产业而未来产业”的行政任务。

第三,通过未来产业引领新经济的全面崛起。这次疫情可以说是千年之变,当年欧洲黑死病之后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新冠疫情之后人类肯定能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新经济领域会出现很多新生事物,新事物都是要靠探索未来去实现。疫后,未来产业会是一个很强大的驱动器,驱动社会往前走。所以说,疫后数字经济、未来产业应作为新经济的两个重点被提到议程上来,甚至全国都应该来讨论未来产业应该干什么、怎么干,让更多的创新创业高地涌现出更多的未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