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新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瞬间，我认为，应该将它放在最后，因为它确实是中国未来新动能的根本。

下海25年，见证三代创业者

我在1993年下海创办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称“长城所”）时，中关村已经出现“电子一条街”，当时我正好在研究科技政策，但国内同行几乎都不看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甚至称之为“骗子一条街”。而我不但支持，还萌生了亲自下海干事的想法。

回顾长城所的三次创业咨询，第一次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第二次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第三次是“双创”。

我下海的时候，四通、方正、联想等企业开始活跃于中国经济的舞台，之后有了BAT等互联网公司，“双创”提出后又涌现出了滴滴、今日头条等独角兽企业。

从第一代民营科技创业者，到第二代BAT等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再到第三代，也就是如今独角兽企业的创业者，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创业正变得越来越伟大。BAT的创始人是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伟大，但他们在下海之初可能并不认为自己会变得很伟大。而新一代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认定自己在引导一个产业发生变化。如果说柳传志那一代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是大胆、敢试，那么对于新一代创业者来说，洞见力比大胆还重要，他们要能预判产业10年后的变化趋势。

长城所一直坚持创业是我们的灵魂，在成立20年，即2013年时，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是一家新经济专业咨询公司，只做三件事情：第一是创业咨询，关注产业跨界领域的创业、瞪羚、独角兽这三类高速成长的企业。第二是产业跨界咨询，关注产业创新的前沿。第三是高新区咨询，让高新区成为新经济的大舞台。

下海至今25年，我所理解的新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创业，新经济一定是创业经济；第二，新经济一定和科技园区相联系；第三，新经济一定在进行产业跨界，虽然早期专注于计算机领域，但伴随互联网的普及，新经济基本上就是互联网引导的经济，最近的变化是新经济正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

新经济的新现象

十八大以来新经济发展很快，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瞬间：

2013年9月，习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从中南海出发，分乘两辆大巴车，集体来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参观创新成果展示，并在现场进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强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时，首次明确提及“新经济”：“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新经济随后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学习如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能在新经济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但由于中国发展高新区、发展创业，从电子商务开始，中国便异军突起。

其间，中国做对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互联网+”，意味着互联网席卷所有行业。第二件便是“互联网+”上升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层面，中国的优势得以更好地体现，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数据量。

新经济有很多新现象值得关注，比如产业互联网，现在各地都开始了产业共同体、产业共治的探索，一个产业能不能取得竞争优势，除了头部企业的大胆探索，还需要构成产业共同体，即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共同对产业的培育，共同培育产业创新。

这是新旧动能转换里的一件大事，产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企业单独干，而是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再加上投资者一起干。腾讯就认为谁能和传统产业结合得好，谁就能获得爆发式发展。

我认为，目前新经济已经进入到越来越和传统产业相融合的阶段， 一些爆发点不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而在传统产业领域，比如无人驾驶，交通是个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领域，但现在无人驾驶是中关村最火爆的投资创业领域之一。

这些年的重点也在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现在看来，新经济企业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热情比传统企业要大得多。

产业跨界融合出现独角兽，这一新现象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最主要依据。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步能不能走好。新经济，或者说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的最新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如果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大企业平台化，大企业应开放成为“双创”主力军。第二个就是要在传统产业中引爆成长，即新经济必须和传统产业结合，BAT单独干干不来，目前这一点在各地高新区中都有所探索。

传统产业开放和引爆是新旧动能转化的两个关键点，但目前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实现传统企业平台化转型和传统产业引爆成长，必须和互联网企业合作。传统产业有资源，包括研发资源、人才资源等等，有对产业深厚的研究，但需要开放，需要和新经济结合。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在中国能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旧动能转换，监管如何适应？

“双创”提出后，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创业环境的改变，创业环境更加开放。比如，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创业者们集聚在那里交流、互动，寻找合伙人和投资人。而“找”的过程就是打磨商业模式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高创业者洞见力的过程。现在的中关村有些像硅谷，创业者越来越多，当然，失败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伟大的创业者，出现这么多新经济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高新区。

高新区一开始就是在学习市场经济、学习硅谷，但在互联网逐渐普及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成为新经济的摇篮。中关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中关村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成功创业者，比如第一代创业者的联想，第二代创业者的百度，新一代创业者的滴滴、今日头条等等。

新经济往往需要多个要素，甚至是无穷多个要素，这就需要打造一个很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目前中关村拥有和硅谷一样的第一流的创业创新生态，而在中国的上海、深圳、杭州、武汉、成都等城市也都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创业创新生态。

当高新区刚开始在中国出现时，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讲过一句话，“让开大路走两厢”，就是说新经济要在两边走，不要和旧的传统产业冲突。进入21世纪后，战略新兴产业概念被提出，但那时是“旧的干旧的，新的干新的”，相互并不搭界。近几年，由于产业跨界，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新经济和传统产业开始了深度融合。

新经济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正是因为没人管。现阶段，关于新经济出现了审慎监管的提法，但是因为监管者都只会管传统产业，不会管新经济，所以也出现很多因用传统思维去管新经济新现象，出现对新经济进行打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这不但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而且还会导致新动能的萎缩。

因此，有些新经济的创业者感觉他们的胳膊腿伸展不开，因为管制还有很多。新经济要求更多新的管理方法，但是现在整个管理体制还很传统。从宏观逻辑看，新经济一定不能采用准入审批模式，而是通过信用发展出来的经济，要根据数据对它进行监测。

目前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一定是用新的去改造旧的，不是用旧的改造新的，不能用旧的规范新的，不能用管理传统产业的方式来管理新经济。

改革开放40年，只有新经济这个主题，更加具有改革开放的特征。新旧动能转换如果能在中国取得突破，那中国的未来将非常辉煌，改革开放的成绩也会非常大。

（口述：王德禄；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惟杉）

责编：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