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能否在互联网下半场笑到最后?

  • 长城战略咨询
  • 2020-11-09

杭州历史上是中国经济重心从北到南转移的终结者,但上个世纪以前还是个后花园式的休闲城市,进入新世纪以后杭州提出了打造创业天堂的口号,彼时杭州借助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文创经济等一举实现了新经济发展的华丽转身,成为新经济地理上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中国传统的“北上广深”城市发展格局走向“北上深杭”。2018年以互联网经济异军突起的杭州当年产生的GDP增量首次低于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宁波。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杭州在上一轮发展模式的红利边际递减到一定程度,而在新一轮发展中尚未形成领先的发展模式。但2020年新冠疫情后,伴随在线新经济的发展,杭州依托平台经济再度迎来高光时刻,与此同时以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代表的“硬核科技产业”崛起,加速将“软创新”与“硬科技”相结合、“薄创新”与“厚创新”相结合。那么,在互联网下半场杭州能否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1 杭州借助新经济已然实现“换道超车”

当前,中国一线城市分布与变局变幻莫测,从过去的“北上广”到后来“北上广深”,现在到了“北上深杭”或“北上杭深”。其中,广州的位势下沉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杭州是否名副其实而且能否坐稳尚未定论。但如果用新经济的观点来解释,杭州的确离一线城市越来越近了。在这里,我们主要用独角兽企业的数量,而不是用传统规模体量来审视,因为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不仅仅代表的是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还代表的是发展的活力和后劲。截止2019年底,北京的独角兽企业有80家,上海的独角兽企业有36家,深圳的独角兽企业有20家,杭州的独角兽企业有20家。一般一个城市有四家独角兽企业,就意味着有着质优的创新生态,有着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制高点。纵观具有国际影响的产业高地和创新尖峰,或者说是拥有良好创新生态、能够引领未来全球发展趋势的国际重要城市,往往有五个方面的条件,而杭州在各方面都有一定明显优势。

一是在源头上有大量高端创业,而杭州所说的“新四军”就是典型代表。“浙大系”代表的是科技创业,具有高科技、高技术的基因;“阿里系”代表的是互联网+创业,具有互联网的基因;“创二代”代表的是草根转型创业,具有浙商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海归系”代表的是跨区域创业,具有国际化的基因。二是在基因上有信息产业的基础,而作为汇聚大量科教智力资源的省会城市杭州拥有大量信息产业发展源头。所谓信息产业的基因,就是用软的控硬的、线上的驱动线下的、用互联网打破打碎封闭的,还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先进制造等基础产业插上智能科技乃至数据驱动的翅膀。杭州在这个领域不但有很多高校的创新源头,还有一定产业基础,自然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如今进入数智科技时代,杭州的优势更加凸显。三是在杠杆上具有发达的科技金融,杭州科技金融本来就有基础,尤其是伴随阿里上市衍生出大量创业资本、产业资本。浙江或者浙商,代表的是民营企业家、民间资本。尽管杭州科技金融的现代感还不够,但浙商的汇聚使得杭州有了活跃的投资与充裕的资本,再加上阿里上市后的影响,杭州的科技金融整体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四是在组织上有发达的平台经济,以阿里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具有强大的平台衍生能力。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经济具有较强的平台衍生、产业组织、产业整合、产业带动能力,成为抢占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的战略手段。浙商原本是属于做事的,不善于做局的,问题在于传统浓厚的商业文化往往善于谋利而非谋势。但是由于马云的出现,实现了对这种商业文化基因的超越。马云既有浙商与生俱来的灵敏、敏锐,只有这种商人特质才能开辟全新的商业疆域;还有在北方失败的创业经历,融合了北方的一种文化元素,也就是从做事到做局。五是在底蕴上有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而杭州的创新文化具有典型的互联网+的烙印。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家辐射力的一线城市,必须是工商、科技、文化的结合,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人文是厚度。只有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面向新经济的创业逼格、格局或范式。北京是互联网创新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圳是智能硬件创新文化的典型代表,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典型代表,杭州则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文化。

2 必须正视正面过去究竟如何发展起来的

尽管现在杭州意气风发,甚至有很多溢美之词和非分之想,但都是缺乏战略深思及宽宏视野的危险之举。对于当前的何处何从,以及未来走向何方,必须有清醒、冷静、审慎的认识。应该说,杭州过去是个后花园式的休闲城市,历史上无论是创业还是产业都并不活跃。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杭州就提出了打造“创业天堂”的口号,自此以后杭州加速实现华丽转身。如果从过去四十余年与未来四十年的发展尺度来看,杭州的发展更多的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区位条件,把互联网机遇无限放大,并塑造出典型,但根基并不牢固。

很多人以为,杭州这些年的发展还是吃了以往的老本,尤其是凭借信息经济实现了转型升级,实际上这种认识还是较为初级。应该说,杭州的发展与光环,并不完全是靠互联网经济等带动支撑的,有很大一块量的是靠省属国有企业的垄断经济(如电信、烟草等)、浙商民营企业的总部经济、城市化经营的地产(泡沫)经济、旅游城市的流量(休闲)经济支撑的。如果把这些垄断经济、总部经济、泡沫经济、流量经济都挤掉,杭州自生、内生孕育发展起来的还有多少?但杭州之所以还是相对成功的,是因为很多省会城市虽有国有垄断经济、企业总部经济和地产泡沫经济,但没有浓厚的商业文化,也没有突出的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等。杭州不但通过旅游城市和创业之城成功的推高了房价、物价,还用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做点缀,让很多新来的高素质移民或者外地人为之买单,最终有效地、有机地实现了各种经济元素、经济形态的叠加发展。

应该说,未来真正代表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应该是世界城市。杭州既然想异军突起,就要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但直到目前,杭州在新兴产业、新动能培育的根基并不是稳固的,而这恰恰是特定发展结构决定的。

3 审慎应对未来产业版图及创业版图演进

很多时候,长板的背后是短板、光环的后面是隐忧。譬如,杭州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电子信息等元素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形态,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新升级的整体上是向好的。在这种产业结构下,在创新能力上,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以技术集成创新为辅,高科技、硬科技、黑科技就不是那么强;在发展阶段上,赚到了消费互联网层级的流量和钱,但产业互联网并不强大;在产业融合上,如果没有一定的高技术制造业根基,新一代信息技术难以与大面积先进制造业结合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如今杭州提出了“新制造”行动计划。当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三次产业让位于三维产业,产业体系让位于经济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一维的传统产业正在推倒重建,二维的互联网产业被瓜分完毕,三维的智能科技产业加速生成。未来只有产生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原创新兴产业,才能掌握产业主导权,才是抢占全球经济分工、城市分工高地。

而在把握全球产业版图演进和实现产业更高层级发展的同时,杭州务必警惕当前创业高地下行的趋势。刚才我们说,杭州从新世纪初打造“创业天堂”到阿里在美国上市,杭州的新经济提升到新的高度。尤其是前几年,无论是一拨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一定资金的阿里系,还是资金充裕的土著浙商,通过支持“互联网+”创业,使得杭州成为全国的创业高地。但最近看来,伴随着这些“热钱”历经“寒冬”,创业归于理性,与之相随的“虚火过旺”也逐步回归,那么后互联网泡沫时代杭州应该怎么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杭州如何成为世界一流的创业创新栖息地,用真刀真枪的高科技、硬科技、黑科技等等,实现杭州轻盈地腾飞,引领中国的新经济未来?

4 究竟什么是互联网上半场互联网下半场

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互联网上半场”与“互联网下半场”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尽管“互联网下半场”并不足以完全反映新一轮业态创新、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但的的确确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从那么多的新技术中脱颖而出,对产业技术革命与产业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是最能贴近人的生活方式、最能改变人的生产方式、最能反映人的需求诉求、最能实现人的功能诉求、最能替代人的劳动操作、最能拓展人的生存疆域、最能释放人的价值潜能

“互联网上半场”更多的是借助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上走,打破人们生活方式、企业经营发展、产业组织发展的时空局限,产生更大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消费体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和泛在,甚至有些产品和终端成为人的“第六感官”;企业从区域小市场到全国大市场,在一个细分的“长尾市场”就可以做得足够大;产业发展则从大企业的中心化,到平台企业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更进一步而言,在互联网上半场更多是借助“互联网+行业”的模式,出现了很多B2B、B2C、B2B2C型平台企业,这些平台企业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越是那些没有行业经验、产业基础、市场惯性的人或企业,越容易成为互联网上半场的佼佼者。

“互联网下半场”更多的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虚拟空间向智能终端中嵌、从智慧感知到智能运用,最终用供需两边通吃、跨界融合的产业思维打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组织方式与增长方式。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是通过2B、2F最终2C,从信息经济到平台经济;那么“互联网下半场”既可以通过2F、2B搞工业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来改变生产方式,也可以通过2C从改变消费方式到改变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贯通,智能科技、生态经济成为平台型企业的重要发展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底盘强大的行业+互联网,以及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新一轮业态创新与产业变革的佼佼者。

更进一步而言,互联网上半场就是借助C端流量、市场需求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从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而在互联网下半场,不是单纯地搞改变生产方式的局域网、封闭的工业4.0,也不是单纯地进行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升级改造,而是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基础上,再造“需求反导+数据驱动+平台运营+智能终端+服务场景+生态赋能+敏捷供应”的产业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上半场与下半场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新经济逻辑上一脉相承,但在互联网下半场,用产业思维将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通则是对上半场的进一步超越

5 杭州互联网上半场崛起的必然性及伏笔

在历史上杭州更像是一个后花园式的休闲城市,闲情逸致的文人骚客比较多,很多人都未曾想到杭州能在新经济地理上异军突起,成为互联网经济策源地之一。应该说,这种发展主要是2000年以后形成的。这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伴随中国互联网的兴起阿里获得战略投资,一个是伴随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王国平先生主政杭州。自此以后,杭州虽然强调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互动发展,但事实上采用了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逻辑与政策机制,并成为杭州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应该说,杭州这些年来的发展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发展逻辑与政策机制的基石之上;而很多隐忧,在于最近几年并没有对这个发展逻辑与政策机制做进一步的再深化再突破再创新。

在上一轮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周期里,杭州的发展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化发展与经营,而马云开创的平台经济主要是为杭州的经济发展模式落后于城市发展模式做了点缀,甚至是掩盖了产业发展不足及问题隐忧。刚才也指出,杭州华丽转身的背后,并非完全是靠自身民营实体经济和信息(平台)经济支撑的,还有省属国有企业的垄断经济、浙商民营的总部经济、城市化经营的地产经济、旅游城市的流量经济的大力支撑。但如果把这些省级层面的垄断经济、省会城市的总部经济、城市精英的地产经济、旅游城市流量经济都拿掉,杭州的数据并不会好看。习总书记曾经给杭州、宁波提出“双城记”,2000年中国入世以后宁波一度直逼杭州,但是宁波过于遵循制造业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杭州借助新经济异军突起后就不愿意同宁波相提并论。然而宁波伴随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根植发展,2018年在GDP增量上超过了杭州。这几乎意味着,杭州上一轮发展模式的红利已边际递减到一定程度,而在新一轮发展中尚未形成领先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我想称之为“伏笔”呢?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是,城市发展模式需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不能仅仅以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还需要以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创新发展模式支撑城市发展模式。纵观杭州这些年,应该说平台经济、信息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靠阿里、海康威视背后的世界级企业家带动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依靠浙商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决定的;但政府在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像在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足。未来则需要实现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三螺旋”的有机结合。

6 杭州能否及究竟如何在下半场笑到最后

杭州到底能否在互联下半场笑到最后,首先需要对过去及当前的隐忧及不足有着清晰、审慎、客观的认识。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杭州在上一轮发展的异军突起,是在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市场化等相互协同的产物,核心是在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下,有效地抓住了信息革命机遇、发挥了省会城市首位度位势、利用了旅游休闲城市的流量优势以及浙商独特的商业伦理及创业创新文化,尽管所形成的经验主义远远高于独到的自觉规律。总而言之,杭州只有在发展理念上走出经验主义大于自觉规律、在发展战略上走出城市发展先于经济发展,才能在产业变革上走出生活方式先于生产方式、在创新能力上走出信息科技强于智能科技、在经营发展上走出财富驱动快于创新驱动、在成本结构上走出商务成本高于创新成本,才能走的更远、抢的更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

更进一步而言,城市发展先于经济发展、经验主义大于自觉规律以及生活方式先于生产方式、信息科技强于智能科技、财富驱动快于创新驱动、商务成本高于创新成本,是杭州在互联网下半场以及新一轮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隐忧及问题除却“城市发展先于经济发展”、“经验主义大于自觉规律”,所谓“生活方式先于生产方式”,就是在产业变革条件下,更多的是改变了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并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更没有将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贯通起来,避免形成虚拟无限、底盘不足、根基不硬的“头重脚轻根基浅”产业结构;所谓“信息科技强于智能科技”,就是在科技革命条件下,更多的是局限、拘泥在互联网+、信息经济的二维方向发展,并没有向互联网×、智能科技的三维、高维方向发展,难以整体上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段位;所谓“财富驱动快于创新驱动”,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快于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层级,直接越过创新驱动到了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反而制约了产业升级与创新能力协同演进;所谓“商务成本高于创新成本”,表面上是城市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杭州而言是新经济新动能超前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的关系,进而造成实体经济的整体社会成本攀升、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那么,杭州究竟能否在互联下半场笑到最后,就是针对以上问题和隐忧,再造行之有效、标本兼治的发展理念、战略战术与组织方式。一是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走出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优于信息化工业化,强调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以“科产城”融合优化提升杭州的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以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层级、以产业原创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与新产业发展的内核。二是新的经济体系建构。核心是将高段位的新经济发展与传统制造业结合在一起,通过新创业带动新研发、大中小企业互联融通、产业跨界融合、园区生态赋能等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传统产业找到产业爆发点,形成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基础优势产业并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新的创新格局生成。其内涵不仅是形成“产业化+创业式创新+商业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反向的垂直创新,以及“企业家+科学家”、“新兴市场+先进技术”、“科技创业+研发创新”、“金融创新+技术创新”等为代表的开放式创新,也不单纯是从信息科技引领创新到智能科技、数字经济引领创新,而是在年代和空间上形成新的创新时代与新的创新中心,如果滨江不实施“一区多园”或者其他市级层面的统分结合,杭州城市创新中心将从滨江时代、到多中心并起的临江时代、最终进入钱塘江时代。四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新一轮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相对于以往的产业技术革命的不同,从以往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到如今则是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而且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基因,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五是新的发展组织方式。核心是从以高增长为导向的“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组织方式与动员机制,到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新体系、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组织方式与动员机制,从以往的“政府是推手、市场是拉手、企业是选手”到“政府搭建平台、开放市场赛道、企业成为赛手”。六是新的创业创新文化。不再满足资源贫乏型资源禀赋条件下的“从0到1”,而是强调“道生一”,强调带有规律性的创业创新及产业化发展;不再是“互联网+”条件下创业创新文化,而是“互联网×”条件下的创业创新文化。

7 谋求杭州未来二十年发展模式快速迭代

一个城市可以迅速崛起,也可以迅速塌陷,只有持续推进发展模式快速迭代,才能成为真正的一线城市。北京是帝都,上海是老牌城市,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那么杭州的根基何在?在实现发展模式迭代过程中,杭州只有观念领先、拥抱未来、抢占先机、放大格局才能确保“北上深杭”的新格局。所谓“观念领先”,就是从思想贫困到道术结合。杭州尽管有着南方商业文化条件下的思想很活跃,但在开放度和层级上有待提升,尤其是缺乏思想市场。目前,一股独大的思想后花园,从老师到学生再到毕业生往往都是一种范式的话语和思维;很多浙商虽然在探索传播新经济思想,但还停留在经验层面,需要道术结合,也就是带有战略思考、规律认识的商业运营、技术操作。所谓“拥抱未来”,就是从把握商机到洞见未来。浙商是最善于抓商机的商帮,但在新经济面前最重要的是洞见力。杭州要拥抱未来,既需要一批根植商业实践与创业生涯,洞察产业际遇之所在的变革创业者;还需要一批根植科学研究,对技术未来发展具有超前的预见能力的战略科学家;既需要根植投资实践,对未来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的天使投资人,还需要超越商业利益,能够更超脱地看到未来市场与新经济发展空间的社会企业家;还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家、政治家。这个“抢占先机”,就是从信息经济到数智科技。只有生产方式转变才能实现对企业家的利润驱动,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国际产业价值链跃升。当前的生产方式转变,核心是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等方面的结合;当前的产业形态之变,核心是从产业分解融合到产业跨界融合。“互联网+”主要是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往虚拟空间上走,“+互联网”主要是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往物理设备下落,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抢占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如今不单纯是互联网云,而是借助数智科技从二维世界走向高维世界。这个“放大格局”,就是从滨江时代到钱塘时代。过去高新区(滨江)在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一流科技园区以及杭州创新生态的源头、杭州的创新中心,带动支撑了杭州新经济发展,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发展空间逐步受到局限。杭州需要打通、贯通城市主体功能,从创新创业到产业化,从高技术服务到高技术制造,从产城融合到科产城融合,在更大视野、格局、范围、尺度内打造全新的创新时代。

具体而言,可以从五个方面加速发展模式的快速迭代。一是以跨界融合强化高新产业根基。发挥服务经济、互联网经济以及高技术服务业长板优势,以产业跨界融合为抓手,以“互联网+”和“+互联网”为路径,突出平台经济发展优势,带动以智能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智能经济发展,不断衍生新业态,形成“数智兼备、轻重结合、器网结合、高新软优”的现代化、新经济产业体系。二是以开放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目前杭州的产业创新生态是传统产业集群条件下、产业分解融合条件下的,是朴素的、自发的创新生态。未来只有在多个行业范围内,通过产业跨界融合,不仅在产业层面形成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联动发展,还要在区域层面实现“政产学研金介用”六位一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开放式协同创新,这种创新生态才更有活力、生命力、竞争力以及影响力。三是以高端创业释放创新活力能力。进一步加快创业高端化、瞪羚企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等,培育诞生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全新业态、商业模式。重点支持创客极客(变革式)创业、科技人员(团队)创业、青年(大学生)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系列创业者创业、职业经理人创业、产业组织者创业、集团内部创业、企业二次创业,培育衍生更多的哪吒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四是以国际合作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发挥城市国际化优势,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以“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为路径,强化与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创新尖峰、创新高地持续不断地产生链接、对接、嫁接及关联,强化与全球产业版图上的“洼地”或新兴市场相结合,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杠杆下,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五是以新型政府提升组织动员能力。发挥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功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展原则,着力打造创新型服务政府,提升自主创新、新兴产业发展的组织动员能力。